一、概要
投资者因私募基金、信托计划、券商资管计划亏损而主张赔偿时，最先遇到的往往不是“能不能赔”，而是“到哪里去要”。这类产品的合同文本几乎都由管理人、受托人单方拟定，争议解决条款通常写成“因本合同发生的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投资者拿着合同去法院起诉，管理人第一句话就是“有仲裁条款，法院无权受理”。管辖之争一旦落败，实体主张再充分也无从展开；反过来，管理人若在程序上应对失当，本可据以排除诉讼的仲裁条款也可能被认定为已经放弃。
本文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这类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在什么情况下有效、什么情况下不能约束投资者；当事人对仲裁条款有异议时，应当在什么时点、通过什么途径提出；以及仲裁与诉讼两条路径的选择，对投资者实体权利的实际影响。基本结论是：仲裁条款的效力审查应当分三层进行——先看仲裁协议本身是否成立、内容是否明确，再看该条款作为格式条款是否因未尽提示说明义务而不成为合同内容或因不合理限制对方主要权利而无效，最后看程序上是否已因当事人行为而被放弃或被程序期限锁死。三层之中任何一层成立，都可能改变争议的解决路径；而路径一旦确定，投资者的举证结构、赔偿范围和救济层级也随之改变。
二、问题背景
（一）资管类产品的合同结构与争议解决条款的格式化
私募基金、信托计划、资产管理计划的合同文本具有高度同质性：投资者作为委托人、受益人或份额持有人，与管理人、受托人、销售机构之间形成的是以格式合同为基础的多重法律关系。合同由卖方一方预先拟定、重复使用，投资者在签署环节通常只有“接受”或“不接受”两种选择，对争议解决条款几乎没有协商空间。实践中，争议解决条款的常见形态包括：约定某地仲裁委员会仲裁；仅约定适用某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而未写明机构名称；同时列明两家以上仲裁机构；约定“提交合同签订地仲裁机构仲裁”而该地存在多家机构；以及在主合同之外，由销售机构另行安排投资者签署一份《风险揭示书》或《补充协议》，其中夹带仲裁条款。
（二）投资者损失纠纷中管辖争议的高发原因
投资者损失纠纷的被告往往不止一个：管理人、托管人、销售机构、投资顾问可能被一并起诉，而各份合同、各份文件中的争议解决条款未必一致。有的合同约定仲裁，有的文件未作约定，有的销售环节根本没有书面合同而只有电子确认。投资者倾向于选择法院诉讼，原因很现实：诉讼费相对可控、可申请财产保全、一审败诉还有二审、再审的救济空间，且裁判文书公开可查；而仲裁一裁终局、费用较高、程序不公开，对处于信息弱势的投资者并不总是有利。管理人则倾向于坚持仲裁，既因仲裁不公开、对声誉影响小，也因仲裁条款往往能有效阻断投资者将销售机构一并拖入同一程序。这种利益取向的对立，使管辖问题成为此类纠纷的第一道关口。
（三）规范层面的变动
仲裁协议效力的基础规范在近年发生了实质调整。2025年修订的仲裁法已于2026年3月1日起施行，对仲裁协议的必备内容、无效情形、效力异议的提出途径与期限等作了重新编排。这意味着，对于施行前订立的资管合同，判断其仲裁条款效力时需要区分行为时法与现行法；对于施行后订立的合同，则直接适用现行文本。实务中不少当事人和代理人对条文序号的变化并不敏感，援引旧条号论证新问题，容易在程序环节失分。
三、问题分析
（一）第一层：仲裁协议是否成立、内容是否明确
仲裁协议的有效以成立为前提。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七条，仲裁协议应当具备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机构三项内容。资管合同中的争议解决条款只要载明“因本合同引起的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通常即满足上述要求。问题多出在“选定的仲裁机构”这一项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仲裁协议对仲裁事项或者仲裁机构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当事人可以补充协议；达不成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这一条是机构约定不明情形的基本处理规则，但“约定不明”并非一律导向无效，司法解释确立了若干补正路径：
其一，名称不准确但可以确定的，视为已选定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规定，仲裁协议约定的仲裁机构名称不准确，但能够确定具体的仲裁机构的，应当认定选定了仲裁机构。合同中把“北京仲裁委员会”写成“北京市仲裁委员会”，或把“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简写为“贸仲委”，一般不影响效力。
其二，仅约定仲裁规则的，原则上视为未约定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仲裁协议仅约定纠纷适用的仲裁规则的，视为未约定仲裁机构，但当事人达成补充协议或者按照约定的仲裁规则能够确定仲裁机构的除外。资管合同中“按××仲裁委员会现行仲裁规则仲裁”的表述，若该规则本身能够指向唯一机构，仍可认定有效；若只是笼统约定“适用某类仲裁规则”，则存在被认定无效的空间。
其三，约定某地仲裁机构而该地机构数量不同，后果不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约定由某地的仲裁机构仲裁且该地仅有一个仲裁机构的，该仲裁机构视为约定的仲裁机构；该地有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其中一个，不能达成一致的，仲裁协议无效。约定两个以上仲裁机构的，依同一解释第五条，同样以能否达成选择合意为准。这一规则对资管合同尤其重要：合同常写“提交甲方所在地仲裁机构仲裁”，而甲方所在地往往有不止一家仲裁机构，此时条款效力取决于双方能否补充合意，实践中极易被认定为无效。
此外，仲裁条款的独立性是一项需要正面回应的规则。《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五条明确，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应视为与合同其他条款分离、独立存在的条款，合同的变更、解除、终止、转让、失效、无效、未生效、被撤销以及成立与否，均不影响仲裁条款的效力。因此，投资者以“合同本身因欺诈、违反监管规定而无效”为由主张仲裁条款一并无效，通常不能成立；要否定仲裁条款，必须针对仲裁条款本身提出独立的效力瑕疵。
（二）第二层：作为格式条款的仲裁条款能否被否定
资管合同的争议解决条款由卖方单方拟定、重复使用、未与投资者协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一款关于格式条款的定义。这为投资者提供了仲裁法之外的第二条审查路径。
第一项是提示说明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示对方注意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等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予以说明；未履行提示或者说明义务，致使对方没有注意或者理解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的，对方可以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的内容。仲裁条款排除司法管辖、实行一裁终局，直接关涉投资者救济途径，属于与对方有重大利害关系的条款。履行标准与举证责任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明确：采用通常足以引起注意的文字、符号、字体等明显标识提示，并就条款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作出通常能够理解的解释说明的，可认定已履行义务；提供方对已尽义务承担举证责任；电子合同仅以设置勾选、弹窗为由主张已履行的，不予支持。据此，投资者在手机端点击“已阅读并同意”完成签约、合同中仲裁条款与其他条款同一字号且未加粗提示、销售环节无人就争议解决方式作任何说明的，均可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
第二项是内容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百九十七条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不合理地免除或者减轻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限制对方主要权利，或者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格式条款无效。仲裁条款本身并不当然落入这一情形——选择仲裁是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约定仲裁不等于排除对方主要权利。但在特定情形下仍有适用空间：例如合同一方面约定投资者须在极短期限内于特定地点提起仲裁、另一方面对管理人自身责任作出广泛免责安排，整体上使投资者的救济权在实质上被架空；又如销售机构并非合同当事人，却通过格式文件将投资者与其之间的全部争议一并纳入仲裁，而投资者对该安排毫不知情。这类主张需要结合条款群整体判断，不宜孤立地以“约定了仲裁”为由主张无效。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两条路径的证明负担并不相同。仲裁法路径下，主张仲裁协议无效的一方需就机构约定不明等事实举证；格式条款路径下，提示说明义务是否履行由提供方举证，这对投资者更为有利。代理实务中，两条路径宜并列主张，而非择一。
（三）第三层：程序上的时点与途径
即便仲裁条款存在效力瑕疵，也必须通过法定途径、在法定期限内主张，否则将被程序锁死。
关于异议途径，《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庭作出决定，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一方请求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庭作出决定，另一方请求人民法院作出裁定的，由人民法院裁定。这一“法院优先”的安排，使投资者在管理人已启动仲裁的情况下，仍可通过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来争夺程序主导权。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几个问题的批复》（法释〔1998〕27号），一方申请仲裁机构确认效力、另一方请求法院确认无效的，仲裁机构先于法院受理并已作出决定的，法院不予受理；仲裁机构受理后尚未作出决定的，法院应予受理并通知仲裁机构终止仲裁。一方申请仲裁、另一方起诉并请求确认无效的，法院受理后应通知仲裁机构中止仲裁，待裁定作出后由仲裁机构恢复或撤销案件。
关于异议期限，《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十一条同时要求，当事人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有异议，应当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没有提出异议，而后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法院不予受理；仲裁机构已就效力作出决定后，当事人再申请确认或申请撤销该决定的，法院亦不予受理。同一解释第二十七条进一步规定，当事人在仲裁程序中未对效力提出异议，裁决作出后以仲裁协议无效为由主张撤销裁决或提出不予执行抗辩的，法院不予支持。仲裁规则层面亦作同样要求，如《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规则》第六条即规定异议应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书面提出，书面审理的案件应在第一次实体答辩前提出。这意味着，投资者一旦在仲裁中应诉而未在首次开庭前提出异议，事后几乎丧失全部程序救济。
关于诉讼路径下的处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五条规定，当事人达成仲裁协议，一方向法院起诉的，法院不予受理，但仲裁协议无效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三十七条则规定，一方起诉未声明有仲裁协议，法院受理后，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提交仲裁协议的，法院应当驳回起诉，但仲裁协议无效或者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另一方在首次开庭前未对法院受理提出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法院应当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一十六条细化了审查标准：被告在首次开庭前以有书面仲裁协议为由提出异议的，法院应当审查，符合仲裁机构或法院已确认协议有效、当事人未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对效力提出异议、仲裁协议符合法定要件且不具有无效情形之一者，裁定驳回起诉。
由此形成两条对向的失权规则：投资者起诉而管理人不作异议，仲裁条款被视为放弃；管理人启动仲裁而投资者不提异议，效力瑕疵即被治愈。两条规则共同指向一个实务要点——异议必须在“首次开庭前”这个时间窗口内、以明确方式提出，沉默即意味着接受。
（四）路径选择对实体权利的影响
管辖之争不是纯粹的程序问题，它直接改变实体主张的展开方式。
在举证结构上，投资者主张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的，依《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的通知》（法〔2019〕254号）第75条，投资者对购买产品、遭受损失承担举证责任，卖方机构对其是否履行适当性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不能提供风险评估制度、风险测评记录、告知产品收益与主要风险等证据的，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第76条进一步明确，卖方机构仅以投资者手写“本人明确知悉可能存在本金损失风险”主张已履行告知说明义务，而无其他证据的，抗辩不予支持。第72条将适当性义务界定为“卖者尽责”的主要内容，也是“买者自负”的前提和基础。这些规则在仲裁与诉讼中同样适用，但仲裁庭对举证期限、证据交换节奏的掌控更为严格，投资者在信息获取上的弱势可能被放大。
在赔偿范围上，依同一纪要第77条，卖方机构未尽适当性义务导致损失的，应赔偿投资者所受实际损失，即损失的本金和利息，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存款基准利率计算；投资者以欺诈为由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不予支持；卖方机构行为构成欺诈的，利息损失的计算标准按合同文本是否载明预期收益率、业绩比较基准等情形分别处理。第74条则明确，投资者既可请求发行人赔偿，也可请求销售者赔偿，还可请求二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一责任主体规则在诉讼中便于将管理人、销售机构一并列为被告；而在仲裁中，若各主体分属不同仲裁协议，投资者往往只能分案主张，连带责任的实现难度显著上升。这正是投资者力争诉讼路径的现实动因。
同时也要看到，卖方机构的抗辩并非没有依据。依同一纪要第78条，投资者故意提供虚假信息、拒绝听取建议等自身原因导致购买不适当的，卖方机构可请求免责；卖方机构能证明根据投资者既往投资经验、受教育程度等事实，适当性义务的违反并未影响其自主决定的，可主张由投资者自负风险。这类抗辩在仲裁与诉讼中都会被提出，路径选择并不改变其实体成立与否。
四、小结
私募基金、信托、资管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其效力审查应当分层推进，不能笼统地以“合同写了仲裁”或“合同是格式合同”一句话定论。
第一层看仲裁协议本身。仲裁法要求仲裁协议具备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仲裁事项和选定的仲裁机构三项内容；机构约定不明且不能补充协议的，仲裁协议无效，但名称不准确而可以确定的、或按约定规则能够确定机构的，仍应认定有效。仲裁条款具有独立性，主合同无效不当然导致仲裁条款无效，否定仲裁条款必须针对条款本身。
第二层看格式条款控制。争议解决条款由卖方单方拟定、重复使用，属格式条款。提供方未以合理方式提示并说明的，投资者可主张该条款不成为合同内容，且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由提供方举证；条款不合理地限制或排除投资者主要权利的，可主张无效。这一路径的举证负担对投资者更为有利，宜与仲裁法路径并列主张。
第三层看程序时点。对仲裁协议效力的异议，应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可请求仲裁机构决定，也可请求法院裁定，两者并存时由法院裁定；逾期不提，事后申请确认无效、主张撤销裁决或不予执行，均难获支持。反向而言，投资者起诉后管理人在首次开庭前未提异议的，视为放弃仲裁协议，法院继续审理。异议窗口一旦关闭，实体理由再充分也无从展开。
第四层看路径的实体后果。适当性义务的举证责任分配、损失赔偿范围、发行人销售者的连带责任，在仲裁与诉讼中规则相同，但程序掌控、主体合并、救济层级存在实质差异。投资者在签约阶段应关注争议解决条款的提示情况并留存证据；在纠纷发生后，应在首次开庭前完成效力异议，避免因程序失权而使实体主张落空。对管理人、销售机构而言，格式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并非当然的“防火墙”，签约环节的提示留痕与条款设计的合理性，才是其在管辖争议中真正可依赖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