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万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博士，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内蒙古钢苑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本案基本事实及裁判观点

被告人黄某利用村委会工作人员身份，冒用村委会名义，在2022年4月至7月间，虚构村内工程项目，通过签订合同（含口头协议）骗取9名被害人工程保证金、土地合作款共计148.6万元，所得钱款用于还债及赌博。江西省芦溪县人民法院认定黄某在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实施诈骗，其行为不仅侵犯公民财产权，更破坏市场经济秩序，构成合同诈骗罪而非普通诈骗罪。法院采纳其自首、认罪认罚、部分退赔情节，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四个月，罚金15万元，并责令退赔125.6万元。

裁判核心要旨：口头合同若存在于生产经营领域且侵害市场秩序，同样可成立合同诈骗罪；区分合同诈骗罪与诈骗罪的关键在于是否扰乱市场经济秩序；案发前主动退还的款项及重复转账部分应予扣除。

（案例来源：人民法院案例库《黄某合同诈骗案》，入库编号：2023-03-1-167-009）

二、法理纵深：从“口头承诺”到刑事定罪的逻辑

（一）口头合同的刑法效力：破除“白纸黑字”迷思

实践中常有误解，认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必须具有书面形式。本案的裁判要旨对此作了明确纠偏。作为从业二十余年的刑事律师，我注意到基层经济活动中大量交易依赖口头约定，尤其是熟人社会中的工程承包、土地合作等场景。若因合同形式瑕疵而排除刑法对市场秩序的保护，无异于纵容犯罪者钻法律空子。

《民法典》第469条已承认口头合同的效力，而刑法体系需与之衔接。本案黄某多次以村委会名义与被害人达成口头工程协议，虽无书面文本，但双方对“工程标的—保证金交付—违约责任”等核心条款存在明确合意，完全符合合同实质要件。值得注意的是，裁判要旨特别强调合同需存在于“生产经营领域”。例如，黄某虚构村集体工程骗取保证金，直接扰乱建设工程市场准入秩序，这与普通民间借贷诈骗中单纯的资金骗局存在本质区别。

（二）双重法益：穿透财产权保护的市场逻辑

为何黄某的行为被定性为合同诈骗罪而非诈骗罪？关键在于其行为对超个人法益的侵害。普通诈骗罪仅保护公民财产权，而合同诈骗罪位列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其保护法益具有双重性：一是被害人财产所有权，二是市场交易的安全性与可信赖性。

黄某的特殊身份（村委会工作人员）和作案手段成为定罪关键。村委会作为基层自治组织，其签订工程合同的行为具有公共管理属性。黄某利用这一身份背书，使被害人误信交易具备合法性与稳定性，实质上动摇了市场主体对基层组织公信力的信赖基础。若此类行为仅按普通诈骗罪处理，将无法评价其对农村基建市场管理秩序的破坏，这正是刑法设置合同诈骗罪独立罪名的立法原意。

此案对乡村振兴中的基层治理具有警示意义。随着农村土地流转、基建项目增多，村干部利用口头合同实施诈骗的案件频发。本案明确： 市场主体需强化“形式审查”，即便交易对象是基层组织，也应核实项目批文、集体决策记录等；律师辩护应聚焦法益区分，若诈骗行为与市场秩序无关，如冒用身份骗取个人借款，仍可能主张普通诈骗罪。

包头钢苑刑事律师团队是包头市优秀专业律师团队，由内蒙古科技大学法学教授张万军博士领衔组成，刑法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团队秉持专业、精英、品牌的发展思路，推行刑事辩护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精细化，致力于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