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件进入审查起诉阶段，辩护人依法阅卷。犯罪嫌疑人和被害人的手机电子数据已被公安机关提取并随案移送。我要求复制，检察官答复：“辩护人只能查阅、复制公安机关作为证据使用的电子数据。手机提取信息是整体数据包，对于未作为证据使用的部分，只能查阅，不能复制。”
从事刑事诉讼工作二十三年，我当场失语。这二十三年中有十四年恰是检察官经历，所以与其说是失语，不如说是失态。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公安移送的案卷材料中，还要区分“作为证据使用”和“不作为证据使用”。
一、“未作为证据使用”是一个伪命题
审查起诉阶段，证据尚未被“使用”——它们只是在案材料，等待审查、筛选和认定。全案卷宗是检察院审查的全部对象，而非“拟用证据的精选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规定：“辩护律师自人民检察院对案件审查起诉之日起，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无论是2012年版还是2019年版《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均作出了明确且一致的规定。第四十七条全文如下：“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人民检察院应当允许辩护律师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案卷材料。案卷材料包括案件的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
注意措辞——“案卷材料”，不是“拟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条文对“案卷材料”的界定是“诉讼文书和证据材料”，两者以“和”字连接，表明凡是装入诉讼卷宗的，无论是文书还是证据，均在阅卷权范围之内。电子数据作为侦查机关依法提取并随案移送的在案材料，当然属于这一范围。
检察官的逻辑存在一个概念置换：把“审查对象”偷换为“使用证据”，把“全案移送”偷换为“拟用证据的筛选”。按照这一逻辑推演下去，会得出一个难以成立的结论：只要公安机关说某份移送材料“不作为证据使用”，检察官就可以不审查；不仅自己不审查，还可以据此拒绝辩护律师审查。这与全案移送原则和全面审查义务均存在冲突。
二、“只能复制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于法无据
查阅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没有任何条文规定辩护人仅能复制“拟作为证据使用”的材料。相反，关于复制方式，2019年《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十九条第3款在2012年版基础上作出了进一步保障阅卷权的修订——将复制方式从“复印、拍照”扩展为“复印、拍照、扫描、刻录”，并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不收取费用”。这一细微但方向明确的变化，传递的信号是清晰的：最高人民检察院对辩护人复制案卷材料的权利保障，是在持续推进而非限缩。
“是否作为证据使用”与“是否属于案卷材料”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是检察机关的心证结论（我决定用哪些），后者是辩护人阅卷权的权利范围（我有权看哪些）。辩护人的阅卷权，不应因检察机关的“使用计划”而受到限制。
回到本案事实：公安机关已依法提取了涉案人员的手机电子数据。提取行为本身，意味着该电子数据已成为诉讼证据的载体——无论检察机关最终是否采信，它都是在案证据材料。检察机关认为该电子数据不具有证明力，可以不予采信；但“不予采信”不等于“无权复制”。“能不能用”与“能不能复制”，是两个不同的法律问题。如果按照检察官的逻辑推演，作为物证被扣押的手机，辩护人是否也只能“查看”而不能“复制”其提取记录？这个推演结果显然是荒谬的。
三、辩护人的程序回应路径
面对此类限制，辩护人可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当庭固定法律依据，避免情绪对抗。冷静回应，明确援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条和《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四十七条、第四十九条，指出电子数据已由公安机关依法提取并随案移送，属于法定阅卷权范围，不因检察机关是否将其“作为证据使用”而改变其性质。
第二，将争议引入书面程序。如口头沟通未果，提交《关于依法保障辩护人阅卷权的书面申请》，措辞克制但立场明确：辩护人尊重公诉机关审查判断证据的职权，但阅卷权系辩护人依法独立享有的诉讼权利，不因公诉机关对证据的审查结论而受限。
第三，如仍被拒绝，启动救济路径：向该院检察长书面反映，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或控告，向司法行政机关律师工作管理部门报告。如影响辩护准备且无法补救，庭审中可就此提出程序违法异议。
四、这一理由背后的深层问题
检察官并非不熟悉法条。明知不合法仍提出此类理由，背后有值得探究的深层原因。
其一，对电子数据审查能力的认知错位。电子数据与纸质卷宗的最大区别在于可搜索、可分析、可交叉比对。复制电子数据后，辩护人可以进行时间线分析、通讯记录关联、位置信息对照等技术性审查——这在纸质时代难以实现。部分办案人员真正顾虑的，或许不是“复制了不该复制的”，而是“辩护人发现了原本不易发现的问题”。“未作为证据使用”的限制，客观上起到了限制辩方审查能力的效果。
其二，“选择性移送”的隐性冲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种朴素的倾向：只想让辩护人看到“我要用的”，不想给“我不用但可能对嫌疑人有利的”。“未作为证据使用”这一理由，恰恰暴露了一个判断：办案人员已预设了该电子数据的“无用”或“不利”，因而将其排除在辩护人的视野之外。但这一预设本身，正是辩护人最需要审查的——为什么被认为“无用”？是真的无证明价值，还是可能存在对嫌疑人有利的信息而未被充分重视？
其三，信息对等原则的隐性侵蚀。部分办案人员存在一种潜意识：卷宗由我控制，给什么看什么是我的权限。这与检察官客观公正义务存在紧张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规定检察院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但“独立”不等于“封闭”。公诉权与辩护权的良性对抗，建立在信息对等的基础上。以阅卷限制换取指控优势，程序公正的基础便出现了松动。
五、结语
“未作为证据使用”因此不能复制——这个理由在法律上依据不足，在逻辑上难以自洽，在实践中值得警惕。
如果此种理由被认可，辩护权的实质内容将面临被架空的可能。因为“是否作为证据使用”本身就是检察机关的单方判断，若以此限制阅卷，则辩护人看到的永远是检方“选择出示的”，而非全案“应当呈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