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的赵叔，56岁，在武汉一家物流园区开货车。三年前，他通过保险代理人投保了一份重疾险，保额30万元，年缴保费七千元。投保时代理人简单问了几句身体情况，赵叔说自己就是偶尔血压偏高，但没吃过降压药，代理人便没有再追问。
2025年5月，赵叔在卸货时突然右侧肢体无力、言语不清，同事紧急拨打120送医。CT和MRI显示左侧大脑中动脉供血区急性脑梗死，诊断为脑中风后遗症——右侧肢体偏瘫、运动功能严重障碍。
赵叔的家属向保险公司申请重疾险理赔。保险公司调查后出具了拒赔通知："经调查，被保险人在投保前已有数次血压偏高的就诊记录，投保时未将该情况如实告知，严重影响我司承保决定。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我司决定解除保险合同，不予给付保险金。"30万元的重疾保险金，落空了。
保险公司：投保前血压偏高记录未告知，构成重大过失
赵叔躺在病床上，右手连筷子都握不住，说话也含混不清。他老婆把他以前的病历翻了又翻——最近的记录是四年前一次感冒时量的血压，收缩压145mmHg，舒张压90mmHg，门诊医生在病历上批注"血压偏高，建议低盐饮食、监测血压"。没有开降压药，没有诊断"高血压病"。
赵叔的老婆找到当初的保险代理人，对方翻出保单说："赵哥当时是说过偶尔血压高，但他没说是医生诊断的'血压偏高'，我们这个健康告知问的是'是否患有高血压'，血压偏高和高血压不太一样……不过理赔部门认定是未告知，我也没办法。"赵叔的女儿在外企工作，做事雷厉风行："145/90就是高血压吗？医生都没确诊、没开药，这也能算'患有高血压'？"她带着全部材料找到泽良保险拒赔律师。
区分"血压偏高"与"高血压"：疾病诊断的确定性要求
泽良保险拒赔律师接案后，快速锁定了三大突破口：第一，单次血压偏高（145/90mmHg）不等于高血压病——依据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高血压的诊断需要在未使用降压药物的情况下，非同日三次以上测量均高于正常值，赵叔仅有一次血压偏高记录，未达到高血压的诊断标准；第二，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已知的"确诊疾病"，而非任何健康指标的波动，赵叔未被诊断为高血压、未服降压药，主观上不认为自己"患有高血压"；第三，案涉合同成立已超过三年，适用两年不可抗辩条款，保险公司丧失合同解除权。
律师指导赵叔一家收集了关键证据：四年前就诊的全部病历（仅一次血压偏高记录、未诊断高血压、未开降压药）、投保单原件（健康告知栏由代理人填写）、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中关于诊断标准的内容、2025年脑中风住院病历、保险理赔决定通知书。
法庭交锋中，保险公司坚持血压偏高记录属于异常健康信息，应认定为影响承保的重要事实。律师逐条驳斥：正常高值血压不等于高血压病，医学诊断标准具有法定严肃性，一次异常读数不构成"患有疾病"的告知义务。
法庭交锋与证据链闭环
2025年11月，泽良律师代理赵叔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保险公司给付重疾保险金30万元。
庭审中保险公司坚持：血压偏高记录属于被保险人体检指标异常，投保人应主动告知；如投保时知道该情况，保险公司可能会要求进一步体检或加费承保。
律师在代理意见中指出：第一，依据高血压诊断标准，赵叔的一次血压偏高读数不符合高血压病诊断，不构成"患有疾病"；第二，投保人的告知义务限于已知的确诊疾病，普通人不具备将"血压偏高"等同于"高血压"的医学认知能力；第三，案涉合同已成立超三年，依据《保险法》第十六条第三款，保险公司解除权已消灭。完整证据链证明了非确诊性质、投保流程不规范、合同已逾两年。
法院经审理认为：赵叔未达到高血压病的医学诊断标准，不构成对"高血压"的未如实告知；且案涉合同已成立超两年，保险公司解除权已归于消灭。2026年1月，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全额给付重疾保险金30万元。
判决结果：血压偏高不等于高血压，保险公司不能以单次指标拒赔
拿到判决书，赵叔用左手签了名——虽然歪歪扭扭，但他坚持要自己签。"以后再有人说'血压高一点就是高血压'，我第一个不答应。"赵叔的老婆替他翻译，夫妻俩难得笑了。
本案的核心突破在于：律师将医学诊断标准引入法律论证，打破了保险公司"指标异常=患有疾病"的粗暴逻辑。一次血压偏高，既不是病，也不是"未告知"。泽良保险拒赔律师团队善于运用人身保险的基本法理，为客户击破各类拒赔理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