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华人家族豪门不断出现的“争产”新闻，引起中外社会关注。为何近年“争产案”频生呢？当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触发各个家族纷争的关键，肯定各有不同，值得有志者作深入的个案研究。但当中反映的社会或文化问题，更值得深思。我们认为，导致这种现象主要源于三方面的不协调：传统与现代价值的矛盾、中与西方文化的矛盾、私下与公开安排的矛盾。

   在香港，私营企业多被称为家族企业，这多少反映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这种结合到底是相辅相成，还是存在排斥呢？继承问题可说是一个重大考验。过往，香港华人社会的家庭仍以父母为纲，亲情被放在关键的位置，延续血脉是核心的价值。而企业方面，无论创业、经营或管理，均以家族福祉为依归。虽然不少家族企业亦会让“外姓”的专业人士加入管理，但家族控股及集权的模式则甚少改变，“拥有权与管理权分开”此模式鲜少在华人家族企业中落实。在继承方面，仍强调嫡庶及传子不传女，就算子孙不肖，亦不作他想。

   更具体点说，五十年代前出生 (父母) 一代，由于仍然抱着传统观念，多会从感性角度出发，期望子孙会互谅互让，将个人利益放在较次要位置，令家产不要太分散，企业代代相传发扬光大。但是，五十年代后出生 (子女) 一代，在现代观念及价值熏陶下，较注重个人的自我实践及理性分析。若子女一代又已经成家立室，那么维护自家的意识，亦会更为强烈。正因如此，当子女发现个人利益在分产时受损，或觉得有欠公平，因其家族观念相对薄弱，自然较不愿意为家族和谐而忍气吞声，反而有较可能会站出来捍卫本身权益。

   而传统与现代价值的潜在矛盾，与中西文化的接触越来越频繁可谓关系密切。在接触过程中，香港华人发现西方制度有助提升竞争力或效率时，必然会引入，如有限公司制度、股票市场制度等，其优越性为华商洞悉后，便依样葫芦地吸收。至于用于分配家产的遗嘱，被认定有助减少分家析产过程的矛盾和不稳定，亦为不少富豪家长采纳。

   简单而言，以遗嘱分配个人遗产的遗嘱继承，在过去中国历史中鲜少出现。反而无遗嘱继承或称法定继承，但西方遗嘱的核心思想，是尊重个人财产权，财产拥有者可以全按喜好行事，甚至可将血亲排除在名单之外。唯这样的安排却与中国诸子均分制有冲突，子孙的“合理期望”落空，反而更易引致亲人反目。

   而在继承的过程中，处理手法不够公开透明更进一步将不协调激化。传统的无遗嘱继承法，虽未能充分体现被继承者的个人意愿，但其继承的安排及过程却较为公开透明。除了强调诸子均分外，分家时诸子在场，并邀宗长、族长等具社会地位者作证，若有不满意，可当面提出，再由见证人主持公道，过程相对公开透明。反观遗嘱继承的手续或过程相对松散，甚至可以一时一样、废立随意。令订定遗嘱变得个人化，也欠缺透明度，而这正是误会猜忌滋长的温床。当遗嘱发挥作用时，立遗嘱人已不在人世了，若有子孙对安排不满，亦不能从立遗嘱人口中得到解释，这意味着他们只能循法律途径，在白纸黑字之间讨答案。

   有意大利哲学家指出：“人容易忘记他父亲之死，但不容易忘记他没有拿到的遗产”。可以想像，在华人文化，由于各子嗣拥有无可质疑的均等继承权，当权利被剥夺，不满之情可以想见。加上若他们怀疑有人从中作梗，或忽然出现一份“神秘遗嘱”，在欠缺当事人或权威人士的调停确认下，只有采取“打官司”的手段讨公道了。

   自五四运动以来，因为国家积弱不振，中国的知识份子在反躬自省后，总觉得传统道德价值迂腐落后，认为它窒碍社会发展。然而，全盘否定传统价值，就如西谚所言“将婴儿连洗澡水一同倒掉”一样，并不可取。在处理家族企业的继承及分家的时候，亦不会有单一方法能“全球通行”，若有方法能减少纷争猜忌便值得采纳。而传统中重视家族团结、讲求过程的公开透明，或是碰到问题时强调以和为贵，而非动辄诉之法庭等观念，便应继续弘扬。

   概括而言，遗嘱的制度设计再好，在应用之时，亦可在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等价值中取长补短。反观现时富豪家族的“争产案”，内情显然很复杂，但若单从理论层面看，则不难发现前文所述传统与现代价值不协调、中国与西方文化不协调及私下处理与公开安排不协调的交替出现，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