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不遇的经济危机波及到了众多行业，渗透在法律层面的问题也愈发凸现。深圳这个中国的龙头发展城市，中小企业及个人之间，原来迷信依靠“人缘、地缘的诚信”交易的模式被彻底颠覆。“法律”这个看似冰冷的工具被人们逐渐重视，用法律维权也逐渐变成了一种必须。我是律师，作为一个职业人，这半年来依据我所受理案件有诸多感触。

   1、从案件种类透析经济危机中的法律隐患

    经济危机中的众多关系诸如：合作伙伴之间、顾主与员工之间、夫妻之间、家庭成员之间、贫富阶层之间、阶层内部之间等等均出现两极分化。大家从抱在一起过冬，转向为诉诸法律。比如：原来几十万的拖欠货款，生意双方不会对质公堂，但此刻经济链绷紧甚至接近断裂的彼此，都在为维持自己的周转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有证据的找律师，无证据的找清欠公司。从法律者的角度来看，经济危机也是对中国法制化的一个阶段性的推动，从社会经济层面来说，经济群体的重新洗牌，使得越是规模大的公司集团越面临灭顶之灾，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实力雄厚可以抗拒风险，殊不知，在现阶段的中国越是规模大的公司或经济体其由于忽视对法律风险的有效评估和预防，使得在长期经营的过程中积累了无法预测的巨大法律风险，只不过这种风险被赢利所掩盖，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即土崩瓦解，贸业百货的破产就是一个例证；从另一个侧面看许多中小企业都认识到这个问题开始谋求在自己的企业中增加对法律层面的投入，虽然这种投入与其赢利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很多老板每顿饭也要数千元，但是就是不肯每年投入一顿饭前来为自己进行法律体检和预防，往往发生事情才想到找律师，面对已经是病入膏肓的企业律师也无可奈何。

    社会对律师的需要在公司并购、破产清算、股权转让、合同纠纷、劳动类、婚姻财产等领域迅速增加，而知识产权、专利权等相对减少。茂业百货的倒闭，联想大幅度裁员等等是其中的典型案例。在接触的案件中，几百万的投资合作没有合同、公司不请法律顾问出现严重问题后诉助法律、交易无往来收据、生子无结婚登记、借款无借据人证、卖车不过户、买房用别人名义贷款、找工作不用自己名字、开银行户头不用自己身份证等等司空见惯，而当经济这个中流砥柱的底线濒临崩溃时，诚信、口头的承诺、无所谓的态度、做事不留证据，就使“法律维权”显得苍白无力。作为律师，直接接触经济危机冲击中法律层面问题的职业者，我感慨颇深。

    2、规避风险比解决法律问题更重要——如果“大毒枭”有法律顾问,就不会命丧刑场

    2008年“大毒枭”案被执行死刑，死刑复合会见时我还清楚记得他对律师表现出来的漠然与绝望。早年这几位毒犯非法越境逃到外国，2003年于国外被抓后被引渡回中国。试想，如果他们肯花一点钱请个法律顾问，在逃亡的时候至少应该问清楚该逃往哪个国家。说句不该说的话，逃到与中国没有引渡条例的国家，或许结局不会如此，这这点做得很好的就是躲到加拿大的赖昌星，他就做的很聪明，所以他现在还在法网外。通过律师规避法律风险，远比出了法律问题再找律师解决更重要，轻则减轻法律风险，重则可以保住生命。

    3、可恨的“贩卖者”却不是“犯罪者”——法律问题与法律工具的契合度在于法制的完善

    经常有咨询者打电话过来，与我探讨某一条法律规定。公民的法律意识在增强，也成为推进国家的法律制度完善的一支强大力量。2008年“水煮活猫”事件，以法律公众的强烈保护动易意识，年过半百的老人四处奔走求助社会各界的帮助；多少记者用舆论方式抨击这种行文的继续；多少警察接到无数报警电话却只能站在贩卖现场看着贩卖者无能为力；作为律师感到汗颜与痛心，我都不能将“贩卖者”称作“犯罪者”。而只能上书卫生部门，用相应的法律来制裁猫贩，希望可怜的猫们曾经撕心裂肺的哀嚎与绝望的眼神能推进“中国动物保护法”的完善，法庭上替它们维权的公安者、律师们、法官们都为它们有力地维权。法律问题与法律工具的契合度还在于法制的完善。

    太多的“如果”，希望会慢慢地变成“幸亏”。我是律师，为当事人呐喊是必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