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院法官：“彩礼”返还之诉的主体(附3则高院判例)

最高院法官：“彩礼”返还之诉的主体(附3则高院判例)

实践中，由于彩礼给付与收受的实际主体可能不是男女双方，而是双方的父母或者其他近亲属，那么，在彩礼返还之诉中，如何列诉讼当事人?除了男女双方外，彩礼的实际给付人、收受人是否也应当列为诉讼当事人?

我们认为，由于离婚案件涉及男女双方以及子女的人身权利，涉及当事人的隐私，故离婚案件中一般不存在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而且，彩礼的给付实际也是以男女双方为利益对象或者代表。因此，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况进行处理：

1、男女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后，男方以女方为被告提起离婚诉讼，并在离婚诉讼中要求返还彩礼的，不列彩礼的实际给付人、实际收受人为第三人。而应以男女双方作为彩礼返还的权利人与义务人。一方以不是彩礼的实际给付人或者实际收受人为抗辩，拒绝返还彩礼的，不应予以支持。

2、男女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男方提起诉讼要求返还彩礼的，由于彩礼的实际给付人与收受人并不局限于男女双方，还可能包括男女双方的父母或者其他近亲属，在彩礼的用途上，既有可能是女方个人所用，也有可能是女方家庭所用、还有可能为男女双方所组建的家庭所用。因此，一般可列女方为被告，如彩礼实际收受人为女方父母或其他人，则可考虑列实际收受人为共同被告。这样既符合婚约财产纠纷特质，也有利于真正解决纠纷。(摘自《最高院肖峰法官解读：彩礼的认定及返还》一文)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辽审三民申字第23号

法院认为，因婚约而给付彩礼的行为是一种附条件的赠与，因此在婚约解除时，受赠人拒不返还的则构成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人民法院应当支持。二审法院根据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判决适当返还彩礼，适用法律正确。关于诉讼主体问题，按照农村婚姻习俗，收取彩礼的主体往往是以家庭为单位，并不仅仅限于婚约的一方。结婚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彩礼也不会由结婚的双方占有，而由收取彩礼一方的家庭成员占有。因此，程浩要求取得不当利益的刘长生、韩玉书、刘小艳返还财产，诉讼主体适当。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5)津高民申字第1517号

法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对彩礼返还条件作出了明确的规定,返还彩礼之诉的当事人应系订立婚约的男女,故杨××起诉要求返还彩礼属于原告主体不适格,不符合起诉条件。虽然马××在一二审过程中未对杨××的原告资格提出异议,但二审法院认为依法不应由人民法院受理的,依法可以直接裁定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起诉,并不属于超出诉讼请求的情形,故杨××的该项申请再审事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民申810号

法院认为，本案薛某1与林某1基于结婚的目的，在结婚前根据当地风俗发生了钱财给付关系，后因结婚目的不能实现而产生财产纠纷，故本案属婚约财产纠纷。因双方未登记结婚，故本案纠纷不涉及人身关系，不应将本案当事人限定于薛某1与林某1双方。因薛某1将彩礼交与林某1父母，全部或部分返还彩礼的义务主体应是林某1父母，一审法院将林某1父母列为被告，并判决他们部分归还彩礼，符合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便于案件的审理，有利于判决的执行。关于案涉30万元彩礼问题，薛某2和薛某3在一审中出庭作证，证明薛某1向林某1、林某2、陈某支付了30万元彩礼，并由薛某2陪同林某2前往银行将该笔款项存入林某2银行账户。一审法院调取的林某2当日存款明细显示当日确有一笔27万元存款，与薛某2的证言能够相互印证。林某2二审抗辩称该笔27万元存款系其兄林某3的还款，但未能提供借条、借款凭证、借款合同等证据证明林某2与林某3之间存在相关借款关系，且林某2一审庭审中并未主张该笔27万元存款系林某3的还款，故该主张不能成立，一、二审法院从证据优势角度认定林某1、林某2、陈某接受了薛某1支付的彩礼30万元，并无不当。陈某作为林某1的生母，参加了2012年7月8日的订婚活动，并与林某2和林某1一起收取薛某1支付的彩礼和黄金，系本案返还彩礼的义务主体，一、二审法院判令其返还彩礼并无不当，且陈某作为本案当事人，并未抗辩其无需返还彩礼，林某1无权代陈某提出该抗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