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如果公司章程规定，“所有公司高管，在收到薪酬后，必须立刻全数交给自己的配偶。”这样的规定应当有效吗？本文探讨：是否应当通过立法，为公司章程的约束力，或者说公司章程的任意约定事项增加一个边界。
参考《公司法》第十一条“设立公司必须依法制定公司章程。公司章程对公司、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具有约束力。”以及，第二十五条“有限责任公司章程应当载明下列事项：……(八)股东会会议认为需要规定的其他事项。”
简言之，根据《公司法》第二十五条，股东会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在章程中增加规定；而根据《公司法》第十一条，所有股东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都受此约束。看起来是有道理的，但引入一些极端的例子，就会发现公司章程约束力，应当存在着边界。
案例
某有限公司，有甲乙丙丁四名股东，分别持股25%，在某次股权会中，经正当程序表决，公司章程增加了如下两个规定：
规定A：当公司向银行贷款，且银行要求股东提供担保时，所有的股东应当按照自己的股权比例，为公司提供担保。
规定B：为了让公司核心团队有一个稳定的家庭，以便保障核心团队工作状态的稳定性，所有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领取公司的薪酬（包括资金）、利润分配后，应当立刻全数交给自己的配偶。
对于本次股东会修改章程的决议，甲、乙、丙同意增加A、B两项规定，而丁反对增加A、B两项规定。所有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都列席了本次股东会，并且对两项规定表示反对，但是没有表决权。
那么规定A、B有效吗？如果股东或者董监高违规了，应该承担什么责任？
一、考虑公司章程对董事、监事、高管的约束
规定B看起来非常荒谬，比较常理的解释是：要不要把工资交给老婆，跟公司没有关系，凭什么管我！比较法理的解释是：这是公司章程约束力与个人财产处分权的冲突，应当尊重个人的财产处分权。同理，对于在股东会上投了反对票的股东丁，似乎也不应该成立。但是从法律法规层面，如何找到依据呢？似乎只有引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三条“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这一章程违反的是民法典第二百四十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从这个角度理解，似乎可以认为章程无效。
但是，另有一种理解方法，可以认为规定B对董监高应该生效。在民事行为方面，法无禁止既自由，所以公司章程有权做如此规定，而规定B并没有直接侵犯董监高的财产处分权（例如，没有把工资直接发给他们的配偶），遵守与否是董监高的选择，不遵守有不遵守的后果而已。听起来是歪理吗？那有一个非常类似的正理：公司可以规定工作时间，董监高当然应当受此约束，按时上班，但是不能因此就说公司限制了董监高的人身自由，毕竟要不要来上班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只是不按时上班，就会有相应的后果，例如扣除奖金和工资。
尽管如此对比，“工作时间规定”看起来很合理，但规定B依然看起来很荒谬，这不合常理！尤其是，当公司以高管多次不遵守规定B为由，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九条，与之解除劳动合同。如果规定B成立，公司甚至不需要为此支付经济补偿。“因为不把工资交给老婆，被公司开除了”听起来就带着荒谬感。这一漏洞似乎给想解雇高管的股东们，提供了规避经济补偿的方法。
由此可以发现，“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这一点，不足以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当公司章程中的其他规定，看起来没有规定B那么可笑的时候。同时还要注意，在已经废止的《合同法解释二》（但根据《全国法院贯彻实施民法典工作会议纪要》，其中与民法典不冲突的部分，人民法院可以在裁判文书说理时阐述）第十四条中，明确只有违反法律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才无效。而一个强制性规定是否为效力性的，是根据具体案情来判断的，（根据部分法学学术观点）同样一个强制性规定，根据不同的案情，可以有时是效力性的，有时不是效力性的。对此，法官存在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由此可以在实务中，解决规定B这一可笑问题。
小结：规定B显然不应当对董事、监事、高管有约束力，但法律法规依据并不明确。尤其是当规定B不那么可笑的时候，将造成更多的纠纷。
二、考虑公司章程对股东的约束力
那么规定B，对股东们的影响力应当如何界定？
观点一：简单的根据《公司法》第十一条，认为所有股东都应当受到其限制，显然不太恰当，或者说至少是充满争议的。尤其是，如果某一家上市公司章程中通过了规定B，将会形成广泛而滑稽的影响。
观点二：规定B仅对投了赞成票的股东甲、乙、丙生效，而对投了反对票的股东丁不生效。该观点基础是，公司章程不仅是公司的规范性文件，还具备一定的契约性质。对甲、乙、丙而言，对章程修正案的赞成，代表他们同意了规定B的约束效力，达成契约，自愿放弃了相应的民事权力（对自己薪酬、分红的处分权）。相应的，股东丁反对该章程修改案，便保留了相应的民事权力，不受规定B的约束。
观点三：规定B对所有股东均无约束力。（1）股东甲、乙、丙在对章程修正案投出赞成票的时候，有一定暗含的条件：甲、乙、丙认为修正案应当对所有股东均产生约束力。因此，采用观点二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在规定A中更加明显。如果按照观点二，在章程修正案中投了赞成票的股东，就产生了担保义务，投反对票的就没有担保义务，显失公平！但用章程强迫少数股东承担担保义务，同样是不合理的。那么此时，就只能认为，规定A对所有股东均无约束效力。同理，规定B对所有股东均无约束效力。（2）《公司法》第三条有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因此，要求股东承担“缴纳出资”以外的任何义务和责任，都应当谨慎。
小结：根据不同章程条款内容和具体案情，采纳以上三种观点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恰当的，这就依靠法官的认知和自由裁量。
三、立法层面的解决方案
公司章程性质的尴尬之处，在于它同时具备了规范性文件和契约的性质。规范性文件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普遍的约束力，而契约仅有相对的约束力。由于公司章程的约束力原则上是突破相对性的，没有签署章程的股东和董监高也会受到约束，因此应当给公司章程的约束力（或者说公司章程的任意约定事项）划定一个明确的范围。
可以考虑在公司法中，更准确的界定公司章程的性质，例如给出如下定义：“公司章程是公司内部经营决策和管理的规范性文件”。该定义的作用，就是尽可能的去除公司章程的契约性质，把章程的约束力限定在“公司内部经营决策和管理规范”的范围内，为章程的约束力、任意约定事项划定了一个边界。
按照这一定义，规定A和规定B显然已经不在公司内部经营决策和管理的范围以内，当然不具备约束力。如果想要规定A和规定B成立，就另行签订合同。公司章程与合作协议并存，把公司章程契约性的作用，明确的交由契约解决，定分止争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