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在《陆犯焉识》中，叙述了劳改犯陆焉识跌宕起伏的一生。

起初，陆焉识被判的是十五年有期徒刑。造化弄人，过了几年，当初判陆焉识十五年刑的法官也被打倒了，于是，这个法官经手的所有案件都被拉出来重新加了刑。

既然审判者是敌人，那么敌人自然会包庇敌人，所以经他手判的案件一定是轻判了。轻判了就要拉出来再加刑，逻辑闭环，没毛病。

陆焉识却不干了，在他这个大知识分子看来，这是无法接受的。他的辩解在逻辑上也无懈可击：每天都有人被打倒，假使明天现在的法官又被打倒了，自己不是又要被拉出来再加一次刑？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头？再说，原来的判决书是盖着公章的，怎么能说不算数就不算数了呢？实在要改判也可以，他要求在判决书中写明，今后再也不加刑。

两者都有理，但必须有一方是错的。于是，本来只是要加刑到无期的陆焉识，直接加到了死刑。

也许你觉得这个故事读起来啼笑皆非，但令人沉默的是，过去从未远离，文学无限逼近现实。

一个是我本人经办的案件，被告人自愿认罪认罚，检察院给出了确定刑的量刑建议。其实这个量刑建议不算轻，但看在明确建议缓刑的份儿上，也就认了。不过法院好像并不买检察院的账，干净利落判了个实刑，理由是量刑建议不当，但哪里不当，又没有任何说理。

另一个是朋友经办的案件，更魔幻。朋友的当事人，是几个人中地位作用最轻的一个，所以不顾朋友的再三建议，签了认罪认罚具结书。事实上，检察院给出的量刑建议是完全错误的，全案应该在三年以下的案件，给出了三年以上的量刑建议。尴尬的是，唯一一个签了认罪认罚的人，还是几个人中地位作用最轻的一个，这将抬高全案量刑。法院觉得这事不能这么弄，否则太冤，但自己又不愿意去跟检察院扯皮，让律师出面，协调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结果检察院干净利落的拒绝了，理由很简单，法院有改判的权力，何必多此一举呢？最后，法院含泪采纳了检察院明显不当畸重的量刑建议。一份认罪认罚具结书，坑了全案四五个人，如果没有这份具结书，这个案子毫无疑问会全案在三年以下进行量刑。

我们自古就有“重刑主义”的传统，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们的司法人员对于重判，从来没有任何心理压力，但对于轻判，他们谨慎地有些迂腐甚至可笑。

当他们担忧判太多缓刑会被别人用有色眼镜看待时，他们就可以无视量刑建议，无视刑诉法，径行重判。同样是他们，在明知量刑建议明显畸重情况下，自愿放弃刑诉法赋予的纠正权力，错误重判。

选择适用认罪认罚的人，往往会发现自己既没有被轻判，更面临了陆焉识那般的“双重危险”。他们让渡（几乎）一切诉讼权利换来的，按着血手印的认罪认罚具结书，没有任何强制约束力，也不能给他们提供任何保障。在需要往重了改判时，它一文不值；在需要往轻了改判时，刑诉法又羞羞答答地挡在面前。

穿过厚重又稀薄的历史，严歌苓笔下的陆焉识凝视着我们，彼此都触手可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