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智敏律师
立法追求形式完美的冲动，在反商业贿赂领域体现为将受贿行为规制纳入不正当竞争条款体系的尝试。这种合并立法模式虽在形式上实现了行贿与受贿行为的双向规制，构建了看似完整的法律框架，但其解释适用却受制于体系的内在限制。当前对受贿行为的执法存在三重尺度分歧：以破坏竞争秩序为核心的市场监管尺度、以利益交换关系为要件的刑事司法尺度，以及以违反职务廉洁性为底线的廉政监察尺度。
新《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商业贿赂条款对受贿行为的禁止，究竟应遵循何种尺度？这不仅关乎法律条款的精准适用，更直接影响企业合规边界的划定。本文通过对比合并立法与单独立法模式的差异，揭示体系冲突的根源，进而探讨执法权限的合理配置与企业合规的实践路径。
2025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第8条第2款增设受贿行为禁止性规定，首次实现行贿与受贿行为的双向规制，形成"镜像立法"模式。这种设计在形式上填补了原法单向规制的漏洞，使反商业贿赂条款在逻辑上更趋完整。但需注意，形式完整不等于实质完美——美国FEPA法案的独立立法路径表明，合并立法可能引发体系冲突，例如将职务廉洁性保护（如禁止无交换关系的酬谢）与竞争秩序维护混同，导致执法尺度模糊。
新法对受贿行为的规制面临三种尺度选择：
竞争秩序破坏尺度：
需证明受贿行为直接导致市场扭曲，如通过排除公平竞争获取交易机会。此尺度要求行贿方具有牟取竞争优势的明确目的，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交易机会或竞争优势"要件直接关联。
利益交换尺度：
聚焦受贿方出卖雇主或委托方利益的行为，如采购人员收受回扣后选择劣质商品。此尺度强调交换关系（quid pro quo），但需避免将正常商务馈赠（如节日礼品）纳入规制。
3、职务廉洁性尺度：
独立于交换关系，禁止公职人员或企业员工接受任何可能影响职务公正性的财物。此尺度体现对廉洁性的绝对保护，但可能与企业合规实践产生冲突，例如对"无目的性宴请"的禁止。
4、核心争议点：
新法第8条第2款是否要求行贿方具有牟取交易机会的目的？是否将无交换关系的酬谢（如顾问费）纳入规制？这些问题直接决定企业合规边界——若按尺度3执法，企业需建立绝对禁止收受礼品的合规体系；若按尺度1或2，则需重点防范利益交换行为。
对比美国FEPA法案的独立立法路径，新法合并模式存在以下风险：
体系冲突：
竞争秩序保护（市场监督局执法）与职务廉洁性维护（监察机关执法）的执法机制差异，可能导致同一行为面临双重标准。例如，国有企业员工受贿可能同时触发《反不正当竞争法》行政处罚和《刑法》刑事追责。
解释困境：
美国最高法院在Snyder v. US案中明确，第666条（针对联邦资助项目官员受贿）需证明交换关系，而第201条（联邦官员受贿）则无此要求。新法若未明确尺度，可能引发类似解释分歧。
合规成本：
企业需同时应对竞争秩序与廉洁性双重标准，例如对经销商礼品政策需区分"商业馈赠"（尺度1）与"贿赂"（尺度3），增加合规难度。
基于执法尺度不确定性，企业可采取以下合规策略：
1、目的导向审查：
建立礼品收受审查机制，重点防范"为获取交易机会"的财物（尺度1），对无明确目的的馈赠（尺度3）可设定豁免额度。
2、交换关系证明：
要求员工在收受财物时签署声明，明确无利益交换意图（尺度2），降低刑事风险。
3、分层合规体系：
对公职人员适用绝对禁止标准（尺度3），对普通员工采用竞争秩序尺度（尺度1），避免过度合规。
结语
新法反商业贿赂条款的"大而美"形式确实提升了立法完整性，但需警惕合并立法带来的体系冲突。执法机构应通过实施细则明确尺度选择（建议优先采用尺度1以维护竞争秩序），企业则需构建动态合规机制，在形式完美与实质合理性间寻求平衡。未来修订可考虑借鉴FEPA法案经验，对职务廉洁性保护单独立法，实现竞争规制与廉洁治理的精准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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