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内对电信网络诈骗打击力度持续加大，不少诈骗团伙将窝点转移至境外，以“高薪务工”为饵，诱骗年轻人偷渡出国，强迫或引诱其参与诈骗活动。一旦案发，这些年轻人往往面临诈骗罪和偷越国（边）境罪的双重指控，刑期动辄数年。同样是参与境外电诈，为什么有的人被判四年，有的人只判两年多？主犯和从犯的认定，究竟如何影响最终量刑？
我们最近办理的一起案件，就深刻揭示了其中的法律博弈。当事人李某（化名）在他人安排下偷渡至缅甸，参与电信诈骗，回国后被抓获。我——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马占锦律师，下面结合本案，为您解析境外电诈案件中的定罪量刑规律，以及律师如何找到辩点。
一、案情回溯
2020年初，李某在朋友介绍下，听说去缅甸做“客服”能月入过万，便与同乡多人一同从云南边境偷渡至缅甸小勐拉。到达后才发现，所谓“客服”实际上是电信诈骗——以“办理贷款”为名，通过电话、微信联系境内居民，诱导对方下载虚假贷款APP，再以“包装费”“解冻费”等名义骗取钱财。
李某在诈骗团伙中担任“业务员”，负责拨打诈骗电话、添加被害人微信，按照团伙提供的“话术本”实施诈骗。几个月后，团伙又转为“招嫖诈骗”，李某偶尔扮演“司机”角色，配合其他成员行骗。2022年，李某主动从边境口岸入境回国，2023年被公安机关抓获。
公诉机关指控李某犯诈骗罪（情节严重）和偷越国（边）境罪，建议量刑幅度较高。同案主犯谢某（化名）不仅参与诈骗，还负责管理业务员、发放工资、提供诈骗工具，被认定为主犯。
二、争议焦点主从犯如何划分？自首是否成立？
本案在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三个核心问题激烈交锋：
1.李某是否属于“从犯”？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长期参与诈骗，且中途变换诈骗模式，属于积极参与者，不宜认定为从犯。而辩护方（我方）则主张，李某在诈骗团伙中仅是一名普通业务员，受谢某管理，领取固定报酬，不参与决策、不分赃，作用明显次要，依法应认定为从犯。
2.李某是否构成自首或认罪认罚？
李某入境时曾主动到边境口岸申报，但到案后对部分事实翻供，称自己不知道是诈骗，或否认与同案犯共同作案。公诉机关认为其不如实供述，不构成自首，也不适用认罪认罚从宽。
3.偷越国境是否属于“情节严重”？
根据司法解释，偷越国境三次以上或者三人以上结伙偷越的，构成“情节严重”。本案中李某虽只有两次偷越，但系结伙偷越，故公诉机关认定情节严重。
三、锁定“从犯”地位，瓦解主从责任捆绑
面对上述争议，我方制定了清晰的辩护思路：
（一）用客观证据拆解“组织管理”与“普通参与”的界限
通过梳理同案犯供述和微信转账记录，我方指出：李某从未接收过团伙的管理指令，也没有向他人发放过工资，其使用的手机、话术本均由谢某提供，诈骗成功后所有赃款均上交谢某，李某仅领取固定“工资”。这种“打工仔”角色，完全符合《刑法》第二十七条“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从犯特征。
我方还向法庭提交了李某与谢某的聊天记录，显示李某多次向谢某询问“今天打多少电话”“钱什么时候发”，足以证明其处于被支配地位。最终法院采纳该意见，认定李某在诈骗罪中系从犯，依法对其减轻处罚。
（二）巧妙切割“偷越国境”的共同责任，争取单独评价
针对偷越国境罪，公诉机关指控李某与他人结伙偷越，情节严重。我方指出，李某虽然与他人一同偷渡，但其是在他人安排下被动跟随，没有参与组织、策划，在整个偷渡过程中作用极小。但法院最终仍认定其构成“结伙偷越”，不过考虑到其参与程度，在量刑时未予从重。
（三）针对“翻供”问题，强调部分供述的证明力
李某到案后虽然对个别情节翻供，但对基本犯罪事实（如偷渡时间、地点、从事诈骗种类）始终稳定供述。我方主张，不应因部分细节翻供而全盘否定其坦白情节。但法院认为其翻供内容涉及主要犯罪事实，最终未认定自首或认罪认罚。尽管如此，因从犯情节得以确立，刑期仍然大幅降低。
四、从犯地位带来三年刑期落差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在诈骗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依法减轻处罚；在偷越国境罪中，虽系结伙偷越，但综合全案，决定数罪并罚。最终判决：李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三万元；犯偷越国境罪，判处有期徒刑七个月，并处罚金五千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三万五千元。
而同案主犯谢某，因组织管理诈骗活动，被认定为主犯，数罪并罚后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五万五千元。两人参与诈骗的时间、地点基本相同，仅因作用不同，刑期相差近两年。可见，“从犯”认定对于量刑具有决定性影响。
五、境外电诈案件辩护，必须抓住三个关键点
（一）第一时间固定“作用次要”的证据
在境外电诈案件中，大量证据依赖同案犯供述和电子数据。律师介入后，应立即会见当事人，了解其在团伙中的具体分工、收入形式、管理关系，并尽可能收集能证明其“被支配地位”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若当事人有固定工资而非按诈骗金额提成，往往是从犯的有力证明。
（二）重视偷越国境罪的“结伙”认定边界
偷越国境罪中，“结伙”是入罪门槛之一。但司法实践中，“结伙”并不要求所有人都事先共谋，只要客观上结伴偷越即可。对于被动跟随者，虽难以完全脱罪，但可在量刑时强调其被动性，争取从轻处罚。
（三）翻供风险需提前预判
部分当事人因害怕或侥幸心理，到案后可能推翻部分供述，导致自首、坦白、认罪认罚等情节全部丧失。律师应在首次会见时就告知当事人如实供述的重要性，并分析翻供可能带来的不利后果。如果当事人坚持翻供，则需评估整体案情，看是否有其他从宽情节可以弥补。
六、在法律框架内为当事人寻找“最优解”
这起案件再次提醒我们，同样是在境外参与电诈，不同角色的法律评价天差地别。作为辩护律师，我们的职责就是在复杂的案情中，为当事人精准定位，挖掘一切有利情节，使其获得公正的裁判。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因一时糊涂卷入类似案件，请不要慌张，更不要轻信“找关系”能摆平。第一时间委托专业刑事律师介入，通过法律途径争取从犯、自首、退赃退赔等从宽情节，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我是在甘肃兰州执业的马占锦律师，执业于北京德恒（兰州）律师事务所，多年来深耕刑事案件辩护。如您有相关法律问题，欢迎联系咨询，我将竭诚为您提供专业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