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在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空前加强的今天，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行为已不仅是民事侵权，更是一条极易触及的刑事红线。然而，实践中不少经营者仍抱有侥幸心理，认为“不知者无罪”或“小打小闹不犯法”，最终身陷刑事追究，悔之晚矣。近期，一起涉及体育用品销售的假冒注册商标商品案宣判，被告人虽主动投案却未被认定自首，加之累犯情节，最终获刑。本案深度参与分析，其揭示的法律认定难点与辩护策略空间，对广大经营者、销售人员及法律工作者具有极强的警示与指导意义。
一、案情回溯
被告人张某（化名）曾因犯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于2023年9月刑满释放。2025年3月，在未取得“冠星”（化名）品牌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张某以明显低于市场正品的价格，向李某（化名）销售了四张标注有“冠星”注册商标的台球桌，销售金额共计人民币10.5万元。后经“冠星”品牌权利人鉴定，该四张台球桌均为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2025年5月，张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后，主动到案。但在初次讯问时，张某辩称自己并不清楚所售台球桌为假冒商品，且无法说明货物来源，亦未提供相关购货凭证。
检察机关指控张某的行为已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且因其系累犯（前罪为故意犯罪，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依法应当从重处罚。同时，检察机关认为张某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综合建议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
庭审中，辩护人提出了张某系自首的辩护意见，认为其经电话通知主动到案，应予以认定。然而，法院经审理查明，张某虽主动投案，但到案后并未立即如实供述其“明知”是假冒商品而予以销售的主要犯罪事实，其在首次讯问中避重就轻，推诿不知情，故依法不构成自首。最终，法院采纳了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量刑建议，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三千元，对涉案假冒商品予以没收。
二、实务中三大普遍困境与法律认定难点
本案看似事实清晰、证据确凿，但其背后折射出的法律适用问题，在同类案件中极具代表性，也是律师在提供法律服务时常需重点攻坚的领域：
（一)“主观明知”的认定
难以辩驳的司法推定。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要求行为人主观上“明知”是假冒商品。然而，“明知”作为一种内心状态，除行为人自认外，往往需要通过客观事实来推定。本案中，张某辩称“不知假”，但司法机关综合考量了以下因素，认定其具有“明知”：（1）销售价格明显低于正品市场价，背离正常商业规律；（2）其无法提供合法的进货渠道证明、授权证明或正规发票；（3）其有前科，对违法行为的辨识能力应高于常人。实践中，对于销售人员，尤其是中小商户经营者，常以“上游供货商说是正品”、“我只是中间商不清楚”等理由抗辩。但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通常会认定为“明知”：（一）知道自己销售的商品上的注册商标被涂改、调换或者覆盖的；（二）因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受到过行政处罚或者承担过民事责任、又销售同一种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三）伪造、涂改商标注册人授权文件或者知道该文件被伪造、涂改的；（四）其他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的情形。这意味着，司法实践中对“明知”的认定门槛较低，举证责任在很大程度上转移给了销售者。销售者若不能证明其履行了合理的审查注意义务，极有可能被推定为“明知”。
(二）“自首”认定的严格标准
主动到案不等于自首。本案的核心争议点之一是自首是否成立。刑法规定，自首需具备“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两个要件。张某满足了“自动投案”的条件，但败在“如实供述”上。法院明确指出，其到案后未在司法机关掌握主要犯罪事实（即其主观上“明知”并故意销售）前进行如实供述，而是试图以“不知情”规避核心罪责。这清晰地表明，司法实践对自首中“如实供述”的要求是严格的，要求供述的是“主要犯罪事实”，即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事实。仅承认部分事实或避重就轻，无法成立自首。这对于许多抱有“先到案再说，看看情况再交代”心理的当事人而言，是重大的法律风险点。马占锦律师提示，自首制度的本意是鼓励悔罪和节约司法资源，但绝非“投案即免罚”的通道，真诚、彻底地交代罪行才是关键。
（三）“累犯”情节的不可逆转性与量刑刚性影响
张某的前科（诈骗罪）成为本案量刑中的加重情节。根据刑法第六十五条，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且不能适用缓刑。这一规定具有刚性。在本案量刑中，累犯情节直接抵消了其认罪认罚可能带来的较大幅度从宽空间，最终刑期维持在相对较高的水平。对于有前科劣迹的人员而言，再次涉罪，尤其是故意犯罪，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惩罚。这警示所有市场主体，尤其是企业的负责人、销售人员，必须彻底远离任何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一旦留下前科，将终身背负沉重的法律负资产，再次触法的代价极高。
三、风险防范与有效辩护的策略构建
基于对此案及大量类案的研判，马占锦律师认为，防范此类刑事风险，以及一旦涉案后如何有效应对，需要系统性策略：
（一）对经营者及销售人员的风险防范建议
1.强化源头审查，保留合规证据
进货时，必须审查供货商的经营资质、商标授权书或正规进货渠道证明。对于知名品牌商品，价格异常低于市场价的，应高度警惕。所有审查文件、合同、发票、付款凭证均应妥善保管，形成完整的证据链，以证明自己已尽到合理审查义务。
2.树立底线意识，杜绝侥幸心理
明确认知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是犯罪行为，并非简单的“假货”问题。不要为了短期利益触碰法律红线，尤其是已有前科的人员，更应洁身自好。
3.建立内部风控制度
对于贸易类、零售类企业，应建立知识产权合规制度，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明确禁止销售侵权商品，并设立举报和监督机制。
（二）对涉案当事人及辩护律师的实务操作指引
1.准确把握“自首”时机与内容
如果决定投案，必须在第一次接受讯问时，就如实、完整地供述自己“明知”是假冒商品而销售的主要事实，包括对“明知”状态的承认。犹豫、试探或部分隐瞒，可能导致丧失认定自首的宝贵机会。律师应在当事人投案前提供明确法律指导。
2.积极运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
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尽早、自愿认罪认罚是争取从宽处理的现实路径。可以与检察机关就量刑建议进行沟通，特别是在非法经营数额、违法所得认定等方面提出有利于当事人的意见，力求在建议刑期内取得较低的量刑。
3.审慎对待“明知”的辩护
如果确有证据表明当事人可能确不知情（例如，被上游供应商欺诈，且能提供相应证据），可以就此进行辩护。但此类辩护难度极大，需要扎实的证据支持，不能空泛地主张“不知情”。
4.聚焦量刑情节的挖掘
除了法定的自首、坦白、认罪认罚情节外，积极退赃退赔、赔偿权利人损失、取得权利人谅解等，都是重要的酌定从轻情节，律师应积极促成，并在庭审中重点强调，以软化因累犯等情节带来的量刑刚性。
张某案的判决，犹如一记警钟，在知识产权保护日益严密、刑事司法不断完善的当下，任何试图通过销售假冒商品牟利的行为，都面临着极高的法律风险。对于个体经营者而言，诚信守法是生存之本；对于企业而言，知识产权合规是发展之盾。而对于法律职业共同体，此类案件的处理，要求律师不仅精通刑法、知识产权法，更要深刻理解商业实践，精准把握刑事政策，才能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与捍卫法治尊严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马占锦律师团队将持续深耕知识产权刑事保护领域，为企业与个人筑牢法律风险防火墙，为营造尊重创新、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贡献力量。
（注：文中当事人姓名、品牌名称及部分细节已做脱敏处理，仅用于法律研究与案例分析，不针对任何具体个人或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