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婚约财产纠纷的概念

   婚约，是男女双方以今后缔结婚姻关系为目的所做出的一致意思表示，即婚姻预约。在一些地方又称为订婚或订媒。

   所谓婚约财产纠纷是指男女双方在相识恋爱期间，一方因特定原因而从对方获得数额较大的财物，在双方不能缔结婚姻时，财产受损的一方请求对方追还财物而产生的纠纷。婚约是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而作出的事先约定，但婚约毕竟不是婚姻，在我国不产生婚姻法律约束力。一方要求解除婚约无须经得对方同意，更无须走诉讼或调解的程序。

   二、婚约财产纠纷的定性

   婚约的解除，会相应产生婚约期间财物的返还，由此产生财产纠纷在所难免。此类纠纷在民间较为普遍。人民法院在审理时通常的做法是将获的财物的手段区分为“索取”和“受赠”而进行处理。我国《婚姻法》第三条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故索取所得到财物应全额返还。但是对于恋爱中的互赠财物或者订婚中的互赠彩礼，我国婚姻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这类纠纷如何解决，如何定性。笔者认为，男女双方为结婚而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应归于一种特殊的赠与，即目的赠与，其符合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与公序良俗原则。目的赠与要求赠与人不得要求受赠与人请求结果的实现，即给付方不得因为给付而要求对方必须与其结婚。此种理论满足了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的一般属性和特殊性。

    一种观点认为恋爱中互赠财物或互赠订婚彩礼应视为一种纯粹的赠与行为，所得财物一律不予返还。笔者不敢苟同此种观点。缔结婚姻过程中双方互赠财物的行为毕竟不同于民法理论中普通的赠与行为，这是男女双方为了共同的美好愿望而自愿付给或许可对方占有自己的财物，当不能缔结婚姻时，男女双方的感情利益均受到伤害，如果给付一方在承受了精神痛苦后，又因财产性利益受损而不能得到补偿，无疑加重了其精神损害，这显然违背了我国民法理论中的公平原则，再者我国目前民间男女双方订婚时互送彩礼已成一种风俗，并把这种行为视为双方婚约成立的标志，给付方和接受方均是以将来能共同享有此类财物的所有权为心理因素，当解除婚约时，民间通常的作法是接受方将数额较大的财物返还给对方，如果人民法院将此种行为一概视为纯粹的赠与行为，也违背了公序良俗原则。

   另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婚约或者双方在恋爱中互赠财物的行为视为一种附条件的合同行为，即附义务的赠与，赠与人馈赠财产具有与对方结成夫妻的目的，受赠人接受订婚彩礼，或者在恋爱中接受贵重礼品，可以认为是接受附条件的赠与，当不能结婚时，赠与人坚持要对方返还的，接受彩礼的一方应当退回彩礼。此种观点虽然也弥补了赠与人的财产损失，但笔者认为将此行为定性为附义务的赠与有不妥之处。首先从附义务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中来看，当事人之间所约定的义务必须是合法的，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当事人一方在给付另一方财物的同时，强加给对方必须与己结婚的负担，违反了我国婚姻法规定的婚姻自由的原则，干涉了接受方对婚姻选择和决定的自由意志。另外，此种付义务赠与的通俗的讲就是说，你接受了我的财物，理应与我结婚，否则就返还财物,按照此种通常的解释，附义务赠与的定性方法使得男女双方之间的互赠财物行为便难逃买卖婚姻之嫌了。

   目前有诸多学者在其著述中将男女双方为结婚而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归入一种特殊的赠与，即目的赠与，笔者同意此种理论，因为目的赠与同附义务的赠与的区别在于目的赠与的赠与人不得向受赠人请求结果的实现，即给付方不得因给付而要求对方必须与其结婚。此种理论满足了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赠与对方财物的行为的一般属性和特殊性。并且持此种理论的学者也主张，赠与人在目的不能实现时，可请求受赠方返还其给付的财物，但对于权利人返还财物的请求权的性质尚有争议，有的主张为物上请求权，有的主是为了债权性请求权，笔者同意后者的观点，并且认为此请求权应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理由如下：

   首先，物上请求权是以物权为基础而产生的请求权，是以恢复其合法物权的良好状态为目的的权利，而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将财物赠与对方，其所有权已发生实际转移，那么在丧失物权的基础上该所谓的“物上请求权”便是无本之源了。

   其次，作为债权性请求权，因债的发生原因不同，男女双方缔结婚的，虽为平等主之间涉及财产利益的民事行为，但其带有强烈的人身性质，不是一般的合同关系。对方因故不能缔结婚姻不能说是违约或侵权，所以此请求权显然不是合同上请求权和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

   再者所谓不当得利是指没有合法根据，使他人受损而自己获得利益，就其“没有合法根据”的解释，当涵纳本无合法根据和合法根据尔后消灭两类，笔者论述时所依据的应为后者，男女双方在恋爱或订婚时，因双方存在将来必然结婚这个默示的合意，一方给付对方一定的财物，对方加以占有存在合法的根据，而当双方不能缔结婚姻，不论原因如何，此种默示的合意便不存在了，且一方面其主张返还，那么取得财物方便丧失了占有的合法证据，且使对方财产利益受损。那么他们取得的利益便转为不当利益，受损方可依此法定理由主张权利。

   笔者认为，将婚约财产纠纷从法律上界定为不当得利进行处理，才真正符合“公平”的法律理念和我国民间的风俗习惯，有效的平争息讼。

   三、婚姻财产纠纷的诉讼主体

   最高法院下发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该规定对婚约财产纠纷作了解释：婚约财产纠纷是指婚约关系存在期间订婚双方因维持婚约关系而产生的财产关系。这里的婚约关系即是指以结婚为目的而事先达成协议的无配偶的男女之间的关系。因婚约财产产生纠纷，其诉讼主体应是解除婚约的男女而不应是其他人。同时笔者认为，婚约财物的给付是按照当地风俗而为的一种行为，无论是双方父母，亦或媒人的参与，均为一种形式，是一种婚约财物赠与的中间人，是代理一方的行为。是基于婚约双方相信其有代理权的行为，即为表见代理行为，表见代理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系婚约双方之间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当然也包括婚约双方亲属以该方所为的赠与行为，对方亲属以婚约名义所接受的行为。据此，婚约财物纠纷案件应以婚约双方为当事人。

   四、财物范围及处理

   婚约财物纠纷的处理，既有法律规定，更须明确财物的范围。笔者认为，在按照当地习俗订立婚约之前，双方所产生的财物往来无论数额之大小，均属礼尚往来之行为，属互赠行为，无须返还。订约时直至以后的彩物往来，则应区别给付之性质，区别处理。第三人的赠与均系迫于习惯势力的影响，并非个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一旦婚约解除，第三人赠与的实质条件即不复存在，原赠与归于无效，均应返还。

   五、关于返还的标准和数额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在第十条中规定，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如果查明属于下列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在第（二）项、第（三）项情形下，应当以当事人离婚为条件。最高人民法院的这一司法解释，使得我国对婚约问题的处理有法可依。但由于这一解释，没有明确说明婚约解除后彩礼的返还，与离婚后彩礼的返还的具体区别，如返还的数额如何把握，对生活困难如何确定等。导致审判人员由于认识的分歧，对同一案件的处理会出现不同的结果。笔者认为，我们通常理解的，要把“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作为彩礼返还的条件。离婚时彩礼的返还要以导致给付人生活绝对困难为条件，但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只要造成了给付人生活相对困难，就应予以返还。该司法解释规定的三种情形，在处理婚约财产纠纷案件时，只要符合其中之一，就可以判另被支付方返还彩礼，而不能要求三种情形全部存在。对于返还的数额，在处理离婚纠纷案件中的彩礼返还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并结合查证的彩礼数额予以判决。而婚约彩礼纠纷案件中，只要是属于法院查明的彩礼部分，即应全额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