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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主观上要求是故意，并且是直接故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包括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吸收公众存款资质的个人或者法人吸收公众存款，另外一种是具有相应资质的法人采用违法的方法吸收存款。

1、从主观故意上讲，行政人员、财务人员一般不直接接触业务工作。对于所在单位是否具备吸收存款的资质或吸收存款的行为是否合法不可能有准确的认识。司法解释中第二条规定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11种情形，但是即使是财务人员，如果不了解非吸行为的运作模式，也很难确定是否属于这其中的范畴。鉴于此，只要不存在事前的共谋，基本上可以排除行政人员、财务人员存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故意。

2、从犯罪行为上看，行政人员、财务人员不直接从事业务工作，与司法解释中规定的四个要素都没有关联。

3、从获利的情况来看，财务人员、行政人员一般都是获取劳动报酬，不直接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中获取分红的利益，他获取的报酬一般都是跟劳务相当。因此基于以上的三点原因，在实践中对于是否追究行政人员和财务人员的刑事责任应当保持一个审慎的态度，严格考量他的具体行为，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一律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处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打击的重点应为汇集所吸存的资金并使用的对象，故对于相关人员应分门别类予以不同处理：

1、对于公司高层及中层管理人员，因其对犯罪起组织、领导、决策作用，要坚决予以打击。其中，高层人员一般应认定为主犯，中层人员根据其所起的具体作用，可考虑认定为从犯。

2、对于底层的业务员，往往都是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涉世不深，因迫于生计，为谋取高额业务提成而按照安排宣传集资，其本人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受害人，可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本着教育与挽救的原则，不追究刑事责任。但对于作用特别突出，所涉资金、人数巨大的业务员，也可考虑追究刑事责任，只是在处理上可认定从犯，予以从宽。

3、对于辅助人员，应具体考察从事的活动。如从事会计、出纳等较为关键的工作，因其相对接近公司的核心层，对于公司的运营模式、经营活动比普通员工有更强的认知，主观恶性大于一般工作人员，可考虑认定从犯追究刑事责任；如从事电脑维护、清洁卫生等边缘性的工作，如无确实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对公司的犯罪活动有认知，则不应追究刑事责任。此外，如认定为单位犯罪，因单位犯罪的处罚原则是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故在确定打击范围时须更加谨慎，建议仅追究公司高层人员的刑事责任。而在司法实践中，此类人员的职务特点是，属于职能部门，往往并不参与具体涉嫌非法集资平台、产品的运营工作，其所从事的技术、财务和行政工作，是对平台非法集资工作提供帮助和支持，因此，此类人员如果涉案，往往是以提供帮助行为的从犯被指控。因为每个案件都有各自的特点，此问题表面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但是实际上却有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即主要考察普通员工是否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犯罪故意”，是指各行为人通过犯意联络，明知自己与他人共同实施犯罪会造成某种危害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危害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在涉嫌非法集资的公司中，财务人员、技术人员、行政等等是否构成共犯，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所有罪与非罪的结论，都要回归到案件事实和证据本身，即主要看其是否参与了犯罪行为。根据最高检公诉厅《关于办理涉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的要求“对负责或从事行政管理、财务会计、技术服务等辅助工作的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其参与的犯罪事实，结合其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依法确定刑事责任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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