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案情简介
马先生是一位执业超过20年的资深律师，前妻李女士曾长期担任其助理。双方于2002年登记结婚，婚内生育两个孩子，孩子出生后，李女士不再工作，担任全职太太。2014年开始，李女士远赴加拿大生活，两个孩子随往并在当地学校读书。
2015年2月，双方感情破裂，办理离婚登记。离婚时，双方在北京有三套房子，两套普通住宅和一套商业住房。普通住宅A时值800万元，没有贷款；普通住宅B未估价，尚有贷款未还清，两套普通住宅均登记在马先生名下；一套商业住房现值1400万元，但有400万元贷款，登记在李女士名下。
双方在《离婚协议书》里约定，两子女均由李女士抚养，马先生每年支付6万元加币作为孩子求学费用，每年至少可以探视子女一次。普通住宅A离婚后归李女士所有，商业住房归马先生所有。马先生应支付李女士财产折价款550万元，其中2015年3月前支付80万元；2015年8月前支付220万元；2015年12月前支付250万元。
2015年6月，李女士在加拿大再婚。
双方没有对普通住宅B的归属进行约定，李女士表示该房计划要留给两个孩子。离婚后，普通住宅A变更至李女士名下，商业住房因贷款未偿清，无法过户至马先生名下。2015年3月，马先生依约支付了第一期款项80万元，但第二期和第三期款项一直未支付。2015年9月，马先生还以缺钱办移民手续为由，向李女士借款10万加币。
离婚后，马先生一直劝说李女士卖掉普通住宅A。后李女士于2015年4月委托国内亲友卖掉该房产，得款760万元。因李女士亲友没有足够外汇，大多数资金未能转移到李女士名下。此时，马先生主动提出帮忙购汇，但同时又以自己资金紧张为由，向李女士借钱偿还商业住房的贷款，以便于将其出售，履行离婚协议里约定的金钱支付义务。为尽快拿到离婚时约定的剩余财产折价款470万元，2015年12月至2016年12月，李女士累计向马先生转账550万元。
2016年年初，为便于取得移民资格，双方协商将两个孩子监护权人变更为马先生，马先生及两个孩子均通过加拿大某省移民遴选资格。
2017年5月，李女士在加拿大为孩子们购买一套学区房，房产总价157万加币，首付57万元加币，贷款100万元加币。因李女士无工作，无法获得商业贷款，因此将该房产登记在马先生名下。该房产首付系李女士支付，为偿清房产贷款，李女士催促马先生还款。马先生没有还款，但双方于2017年10月签署一份《协议书》，约定房产系李女士所有，马先生负责偿还贷款；自2018年开始，马先生每年支付李女士60万元，每季度支付15万元，该笔费用优先用于偿还加拿大房产贷款和子女教育费用支出；马先生名下的普通住宅B，应在贷款偿清后转移至两个孩子名下。
离婚后，马先生经常向李女士转账，但数额不多且用途不明确，李女士认为是支付孩子抚养费，马先生主张是偿还离婚时的剩余折价款470万元。李女士多次要求马先生支付470万元折价款、偿还550万元贷款无果后，遂提起离婚后财产纠纷，要求马先生支付470万元补偿款。
办案经过
找到我们时，李女士已经被律师前夫算计得晕头转向，不仅财产折价款没要回来，还被对方诓走了550万元。接受委托后，我们第一时间申请对马先生分得的商业住房进行保全，以确保后续执行。因双方资金往来极为混乱，李女士也不知道对方到底还该给自己多少钱，我们与李女士花了三天时间，仔细梳理、核对双方离婚后的资金往来，并根据收款人及转账金额等信息来确定资金用途。马先生在法庭上声称470万元已经全部支付完毕，我们指出其列举的部分账目没有原始凭证，系捏造。
在诉讼过程中，马先生提起反诉，要求撤销《离婚协议书》，确认2017年10月的《协议书》有效。我们指出两份协议都是有效的，并当庭表示该案结束后，将立即提起民间借贷纠纷之诉，追回550万元借款。马先生当庭大骂我们，被法官制止，但随后表示同意调解，一揽子解决470万财产补偿款和550万元借款的问题。扣除这些年马先生已支付的财产补偿款后，我们说服马先生接受以760万元折价款一次性化解全部资金争议，双方达成调解。
调解结案后，马先生仅主动履行了45万元，我们再次接受李女士委托，处理本案的后续执行案。我们多次与执行法官沟通，先将马先生挂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限制其高消费，并再次查封其名下的两套房产。期间，马先生表示要出售商业住房，要求解除该房产的查封，但了解到他欲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一家公司，我们察觉到其可能借公司之壳金蝉脱壳，坚决不同意解除查封，马先生气急大骂。但是第二天，法院通知我们已经收到马先生支付的剩余执行款及利息。
案件结果
本案经判决结案。双方解除《离婚协议书》及其后签署的一切协议、承诺、欠条等文件，再无债权债务纠纷；马先生给付李女士760万元，五个月内执行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