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婚同居的现代发展呈现出四个阶段的特征：
第一个阶段，同居是少数玩世不恭之人的前卫之举，此时的大部分人都是直接结婚的;
第二个阶段，同居则被广泛接受并实践为婚姻的先导，通常同居双方并不会生育孩子以至于它被看作“是反抗中产阶级婚姻的序幕……直接结婚从正常变为异常”;
第三个阶段，同居成为人们所接受的婚姻的替代手段，亲子关系不再受到婚姻的严格限制;
未来的第四个阶段，“同居和婚姻将在生育和抚养孩子方面不再有所区别，亲子关系的转变过程完成。”
各阶段在时间长度上可能有所变化，但一旦社会进入某个阶段则不再可能返回到上一阶段，同时，一旦达到某一个特定的阶段，之前的任何模式亦能够并存。就个体水平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在任何特定的时间，非婚同居对特定当事人的含义都可能不同。可见，按照这种研究路径，我们更应当将非婚同居视为某种过程而不是具体的事件，因为即便就此个体的同居来说，其性质也是不断发生变化的。综合目前对同居的各种研究，
在第一个阶段中，同居是独特的社会现象，同居者本身对同居作为道德反叛的之外的其他价值没有清楚的认识，因而不具有普遍意义，也缺乏制度保障;
第二个阶段中，同居是为婚姻服务的，亦没有独立的意义;
第三个阶段则表明婚姻已经不是建立家庭生活的唯一途径，同居本身就意味着家庭，非传统家庭演化为传统家庭的替代，因而具备独立的立法价值，产生了类似于婚姻的法律效力，但不排除采取诸如形式补正的方式获得与婚姻等同的法律效力;
第四个阶段，同居与婚姻完全等同，不仅是功能上的等同，而且是效力上的等同，采取何种生活模式需要根据主体的意愿。在前三个阶段，婚姻仍然是社会生活模式的主体，但是重要性呈递减态势，至第四个阶段，婚姻与同居形成均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