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办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时，认定当事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关系，事关当事人的重大利益，是一个的棘手问题。本文从由一起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看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的认定理论与实务相结合的角度，对两种关系的认定及实践中的区分方法进行了探讨，分析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雇佣关系和承揽关系的区别。
2008年3月24日，杨某承包李某的房屋修缮工程，双方协商约定每工以50元计酬，杨某找了肖某等另外5人一起干活。在劳动过程中，杨某等人自带脚手架等工具设备，肖某等人的具体工作任务均由杨某安排和监督检查。工程于2008年4月5日完工。2008年8月底，杨某在李某处领取酬金2800余元。2008年4月5日，在工程即将结束时，杨某在工作中不慎从房顶摔下，被送至医院抢救，花销医疗费 38000余元。李某、杨某后就赔偿问题发生争议。杨某遂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围绕该起人身伤害事故应当由谁承担赔偿责任，产生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应由李某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李某和杨某之间形成了雇佣关系，杨某受李某雇佣，与张某等人共同完成工作，与李某之间形成雇佣的劳动关系。李某与杨某商定每工以50元计酬就可以说明双方之间属于雇佣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之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对于杨某遭受的损失，李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由杨某承担赔偿责任。因为李某和杨某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杨某虽未与李某签订承揽合同，但其以自己的设备、技术和劳力按照李某的要求独立完成工作，向李某交付工作成果，双方形成了事实上的承揽关系。肖某等人由杨某选用，具体工作由杨某安排，劳动报酬由杨某与李某结算后再与肖某等人结算。因此，杨某等6人与李某之间属于承揽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之规定，“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对第三人造成损害或者造成自身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者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对于杨某遭受的损失，杨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李某与杨某之间的法律关系性质。这是确定本案赔偿责任主体的前提，我们同意第二种观点，认为李某与杨某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关系，理由如下：
雇佣关系是指雇员在一定或不特定的期间内，从事雇主授权或指示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活动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主接受雇员提供的劳务并按约定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或造成他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承揽关系是承揽人按照定作人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定作人给付报酬的权利义务关系，承揽人在完成工作过程中造成自身损害或他人损害的，定作人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定作人对定作、指示或选任有过失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雇佣关系与承揽关系有一定的共同点：二者都存在一方当事人按另一方当事人的要求完成工作，另一方当事人向其支付报酬。但二者之间又有区别，可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分析：
第一、雇佣关系是以提供劳务为目的，雇员所从事的工作，多为劳务，侧重劳务给付的过程，至于该劳务是否达到雇佣人预期之结果，并非所问，即雇佣关系建立后，受雇人按约定付出了劳动，就应当获得报酬，无论雇佣劳动是否取得实际效果;承揽关系则是以完成工作成果为目的，承揽人完成的工作体现为成果，侧重工作成果完成的交付结果，劳务仅作为完成工作成果的手段，承揽人只有按照约定提供了工作成果，才能取得报酬利益，否则即便承揽人付出了劳动，也不能索要报酬利益。
第二、在完成工作时，雇员在一定程度上要听从雇主的支配和指挥，而承揽人与定作人之间则不存在服从与被服从的关系，他们之间地位平等，承揽人具有独立劳动性,对工作的安排完全有自主决定权，且承揽人须独立地完成工作任务。
第三、雇员在从事雇主分配的任务时通常使用雇主提供的工具或设备，自己并不准备工具设施。而承揽人由于是独立完成定作人交办的事务，所以一般都使用自己的工具设备。
第四、雇佣关系于承揽关系中给付的报酬不尽一致，因承揽人具备特殊的技能、工具甚至资质等，根据经济规律及法律权利与义务相一致的原则，承揽关系中的报酬不同于一般劳务关系中的报酬，其报酬不仅仅包含劳动力的价值，还应当含有技术成份的价值以及一定的利润成分;该报酬在价值上与买卖关系中的价格有相类似的一面，承揽人享有了一定的额外利益，故承揽人的报酬利益高于受雇人的报酬利益。
(一)杨某是独立地完成修缮李某房屋的工作。李某房屋的具体修缮工作是由杨某自行安排，按照李某的要求独立地完成承包任务，李某作为定作人只是审查工作成果，而不去监督、管理工作过程，李某与杨某之间法律关系的标的是劳动成果而不是劳动力。
(二)杨某从2008年3月24日开始工作，工程于2008年4月5日完工，其在2008年8月底在李某处领取酬金2800余元。如果杨某与李某之间是雇佣关系，作为雇员，杨某不可能领取如此之高的工资。在没有证据证明杨某的行为是代理肖某等人领取工资的情况下，只能合理地认定该笔酬金是杨某雇佣的工人的工资，由杨某作为承揽人与定作人李某结算后，再支付给肖某等5人(此时，杨某与李某之间是承揽关系，杨某与肖某等人之间是雇佣关系)这符合承揽关系中承揽人可以雇佣他人帮助完成工作的法律特征。。
(三)按件计酬和按日计酬都是一种计算报酬的方式，本身不能反映法律关系的特征。尽管按件计酬能准确地反映劳动成果的量而被大多数承揽合同当事人所采用，按日计酬能准确反映劳动力的量而被大多数雇佣合同当事人所采用，但按日计酬不等于工作的人提供的就是劳动力而不是工作成果。在承揽关系中，有些劳动成果难以量化，当事人也可以约定按日计酬。本案杨某承揽李某的房屋修缮工程后，与李某约定按日计酬，不违反法律规定，不能以此认定当事人之间就是雇佣关系而非承揽关系。
(四)杨某在从事修缮李某房屋的工作时，使用的是其自带的工具、设备。
综上所述，李某与杨某之间形成的是承揽合同关系，根据民法原理，承揽人在承揽活动中应自行承担风险，除非定作人指示有过失。因此，本案中杨某遭受的损害，定作人李某不承担赔偿责任。
一方下落不明离婚案件的审判
蔡武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人们居住场所的变动性加大，经常居住地无法用法律进行判断，导致离婚案件对方当事人因失踪或下落不明或者其他原因不应诉、不出庭的诉讼日益增多，法院公告送达法律文书、以缺席判决方式审理此类案件的做法也越来越常见。法院对一方失踪(或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予以受理并以缺席判决方式进行审理，主要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如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若干具体意》。该意见指出，“一方下落不明满二年，对方起诉离婚，经公告查找确无下落的，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经调解无效，可依法判决准予离婚。”(这一解释是前后矛盾的，如被告”确无下落“则根本不存在调解的条件或可能，它对审判或司法的误导不可避免)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51条规定：“夫妻一方下落不明，另一方诉至人民法院，只要求离婚，不申请宣告下落不明人失踪或死亡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下落不明人用公告送达诉讼文书。”
应当看到，允许法院以缺席判决方式审理一方当事人失踪或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因舍弃了必要调解程序而缺乏充分的法律依据，而简单地禁止法院作缺席判决，必然会使那些因一方失踪或下落不明而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及纠纷无法获得必要且及时的法律调整与处理。这一矛盾或问题，在我国目前人口流动不断加剧、当事人逃避婚姻家庭义务或逃避诉讼现象日趋严重的情形下更为突出。上述问题虽因婚姻法的修改而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解决，但法院对此类离婚案件依然进行缺席判决，这就导致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或失踪的离婚案件变得更复杂。
现行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该款使之以立法特例摆脱了诉讼离婚的一般条件及必经调解程序的制约，从而消除了婚姻法中存在的制约法院对此类案件进行缺席判决的因素。但这一立法设计既不明智也不科学，不仅无益于婚姻法适应现代民事诉讼制度与民事司法审判改革的需要，而且还产生了诸多新问题，并对立法的科学性构成危害：
一、诉讼成本增加和诉讼效率下降。以宣告失踪制度支持缺席判决制度，虽可从立法层面上解决了部分因一方下落不明而提起的离婚案件(下落不明与失踪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从其内涵上比较，“失踪”为“下落不明”包含)的审理问题，但也因此增加了离婚诉讼的成本和降低了诉讼效率。一方当事人为了达到离婚目的，必须打两次官司(宣告失踪和起诉离婚)，势必大量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而形成讼累并使法院办案效率降低。
二、导致诉讼离婚复杂化。这种设计使得诉讼离婚制度被人为得分解为一般诉讼离婚制度和特殊诉讼离婚制度。(一方当事人失踪的离婚制度)，这种特殊的诉讼离婚制度是通过迭加宣告失踪和诉讼离婚构建起来的，其复杂化不言而喻。而且肢造成立法不科学。为解决诉讼操作上的问题而在民事实体法即婚姻法中专门增设一种既有复杂的实体法性质又有程序法性质的特殊诉讼离婚制度，无疑会本末倒置和得不偿失。宣告失踪与“准予离婚”直接划等号使得立法本身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
三、无当扩展了宣告失踪制度的功能。宣告失踪被现行婚姻法规定为特别的诉讼离婚条件和程序后，其民事法律后果已被不适当迭加。现行婚姻法硬性添加宣告失踪作为解决离婚的条件之一并没有任何法理依据。实际上，对一方当事人的离婚请求支持与否的诉讼法律依据和法理依据，应当是失踪方以失踪形式表现出的对诉讼的消极对待，而不是当事人失踪事实本身，准予离婚的实体法律依据乃是失踪一方对婚姻义务的不履行或履行不能。
四、导致程序操作上更加上复杂和困难。一方当事人为了离婚，必须在提起离婚诉讼之前提起宣告失踪之诉，接受宣告失踪制度的种种严格条件特别是举证要求、复杂程序和时间条件漫长等条件的限制，必然会增大此类离婚诉讼操作的复杂程度，一方失踪或下落不明的离婚难问题依然存在。从现行婚姻法第三十二条第三款规定内容看，该款的规定并未囊括所有一方当事人下落不明离婚案件的处理。对于绕过此规定继续沿用老办法即直接以缺席判决方式解决一方失踪的离婚问题，而不先行宣告被告失踪的错误做法，法还律还是处于无奈境地。
五、与现代诉讼原则与精神不相符。这种立法设计造成了强迫当事人打官司，为了解决离婚问题而不得不提起“申请宣告失踪”诉讼的尴尬局面，最终有悖现代民事诉讼“不告不理”的原则和使诉讼精神受到严重扭曲。
笔者认为，对此可循如下的立法思路或方法：取消调解这一必经程序和完善诉讼离婚的其他法定条件，消除缺席判决的适用障碍，使缺席判决方式能够适用于一切婚姻纠纷案件的审理。
(一)离婚不再困难。肯定缺席判决在解决一方失踪或下落不明的婚姻纠纷案件中的价值，可以解决此类婚姻纠纷的离婚难问题。法官可以依法大胆适用缺席判决制度的规定处理一方失踪或下落不明的离婚案件，从而避免出现过去普遍存在的法院不愿受理、不敢处理此类离婚案件或对当事人的起诉无理推诿的现象;
(二)增强了法律的科学性。婚姻法属于民事实体法，故剔除其中若干与一般诉讼程序法规定相异的程序性规定，不仅不会削弱婚姻法的地位，反而会增强其立法的科学性，还婚姻法的实体法本来面目。审判公正或司法公正已不再是局限于实体公正还应兼顾公平与效率。调解作为诉讼离婚的必经程序的必要性及其现实意义已越来越小，婚姻立法也应适应社会变革和现代民事司法审判改革的客观需要。
(三)司法操作更简便。循此立法方法，既不会对宣告失踪制度构成不良影响或冲击，立法司法操作也会因此更简便。当然，在立法时还应注意完善诉讼离婚的法定条件，尽可能使之具体化，使以缺席判决方式审理诉讼离婚纠纷获得充足的法律适用前提且富于可操作性。
从立法层面上看，法院对婚姻纠纷的调解权并未因此丧失，当事人也有权提请法院对婚姻纠纷进行调解，法院在这种特定情形或条件下负有对婚姻纠纷进行调解的义务。在相关立法改动之前，人民法院应视实际情况差异依法采取正确方式审理存在一方当事人失踪情形的离婚纠纷案件，对被告确属失踪的，应先依法申请宣告被告失踪(被告已被宣告失踪的除外)，然后再提起离婚诉讼;已进行过调解的离婚案件，后被告或被反诉人失踪的，可以依法进行缺席判决;被告或被反诉人、被上诉人逃避诉讼的，应敦促原告等当事人查找，知其下落后法院可依法采取强制措施强制其到庭接受调解或庭审;对于其他情形，无法采取以上措施的，应依法中止诉讼，待找到失踪人或下落不明者后再予以恢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