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会见后，他被解除关押
——刑侦阶段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成功
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乐章
2017年12月，临清市某小学校长联系到我，表示请我为他儿子辩护的委托意向。经过见面沟通，得知因涉嫌抢劫罪，他的17岁儿子关某被某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几天前被羁押于某市看守所。
接受委托后，我开始寻求此案的着力点。都知道，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辩护。除办案机关人员的审讯外，能进入看守所直接与本人沟通了解的人士，只有律师。可以向嫌疑人了解案情、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充当他与亲属之间正当联系的桥梁。但是，这一阶段不能审阅卷宗材料。单凭办案机关人员的简单介绍和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词，掌握的情况不免局限和片面，从而辩护人作用的发挥不能不受到影响。
鉴于此，有同行认为，相比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两个阶段，公安侦查阶段律师的作用有限，劳动量和含金量不高，主要是看守所内外的“传话筒”而已。但我感觉具体案情要具体分析。结合未成年人犯罪从轻或减轻量刑的特点，撤销案件或不起诉在有力的辩护下可能促成，我很快确立了先争取解除关押的基本办案思路。年关临近，嫌疑人出事在家乡产生的不良影响急盼缩小，其亲属对此思路高度认同。
作为法定代理人，其母亲在某次审讯时在场，知道这是一起涉及6位未成年人的团伙犯罪案件。这使我感到不小的压力。显然，涉嫌罪名的严重性、全体在押有利侦讯的必要性，都为单独争取其一人的人身自由增加了难度。
委托后第二天，我先安排了此案的会见。在近三个小时里，我详细听取并记录了案情经过、每位嫌疑人的表现，对关某的作案情节和现场心理尤其留意。我发现，关某参与团伙违法行为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在该团伙三次作案中他都不是主谋，并且还有对被害人事后进行抚慰的言行表现。比如：在被动地和被害人搭讪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他使用了威胁性语言；在被害人被他人殴打后，他询问过“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等；我初步印象，关某在整个团伙中的犯罪情节较轻，还对殴打进一步升级有制止行为。比如：在其他人对被害人殴打后，关某始终没有出手、还抱住有效制止了掏出刀子的同伙某人。并且，该团伙的非法所得被用来与被害人的共同聚餐，而不是被每人据为己有，这也是应予酌情从轻的情节。
关某还向我提到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据他说，在被刑事拘留后的第二天凌晨1:00—3:00之间，办案民警的第一次讯问中，在自己的法定代理人不在场时，曾被拧耳朵，被迫在一些于己不利的供述上摁手印，表示认可；自己从未打过人这一点，也未能按关某的请求记入笔录。后来送看守所羁押，在有关某的母亲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提审时也曾使用威胁性语言。他提供的这些情况不严重，真实性有待核实，我在感到吃惊的同时，意识到审讯笔录上记载的供述，可能存在关某被逼认可的不利情节，如经核实依法应予排除使用。而在后来的辩护人意见中，我将这一情况与他相比同案犯情节不重两个方面并列，作为了请求解除关押的主体事由。由于未经核实，加之关某的亲属绝非执意要求处分办案人员，所以我在相关的语言表达上进行了适当处理。
为使辩护意见更加丰满、客观，我吸取了其他相关事实材料，并突出强调“17岁仍在校”这一关某独具的特征，结合刑诉法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的规定，对“变更强制措施不妨碍侦查、并无继续关押必要”的主旨观点，进行全面论证后提交办案刑警，最终促成二十多天后，关某被公安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解除关押回家过年的亲属期盼，得以实现。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信息使用化名）
律师会见后，他被解除关押
——刑侦阶段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成功
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乐章
2017年12月，临清市某小学校长联系到我，表示请我为他儿子辩护的委托意向。经过见面沟通，得知因涉嫌抢劫罪，他的17岁儿子关某被某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几天前被羁押于某市看守所。
接受委托后，我开始寻求此案的着力点。都知道，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辩护。除办案机关人员的审讯外，能进入看守所直接与本人沟通了解的人士，只有律师。可以向嫌疑人了解案情、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充当他与亲属之间正当联系的桥梁。但是，这一阶段不能审阅卷宗材料。单凭办案机关人员的简单介绍和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词，掌握的情况不免局限和片面，从而辩护人作用的发挥不能不受到影响。
鉴于此，有同行认为，相比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两个阶段，公安侦查阶段律师的作用有限，劳动量和含金量不高，主要是看守所内外的“传话筒”而已。但我感觉具体案情要具体分析。结合未成年人犯罪从轻或减轻量刑的特点，撤销案件或不起诉在有力的辩护下可能促成，我很快确立了先争取解除关押的基本办案思路。年关临近，嫌疑人出事在家乡产生的不良影响急盼缩小，其亲属对此思路高度认同。
作为法定代理人，其母亲在某次审讯时在场，知道这是一起涉及6位未成年人的团伙犯罪案件。这使我感到不小的压力。显然，涉嫌罪名的严重性、全体在押有利侦讯的必要性，都为单独争取其一人的人身自由增加了难度。
委托后第二天，我先安排了此案的会见。在近三个小时里，我详细听取并记录了案情经过、每位嫌疑人的表现，对关某的作案情节和现场心理尤其留意。我发现，关某参与团伙违法行为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在该团伙三次作案中他都不是主谋，并且还有对被害人事后进行抚慰的言行表现。比如：在被动地和被害人搭讪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他使用了威胁性语言；在被害人被他人殴打后，他询问过“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等；我初步印象，关某在整个团伙中的犯罪情节较轻，还对殴打进一步升级有制止行为。比如：在其他人对被害人殴打后，关某始终没有出手、还抱住有效制止了掏出刀子的同伙某人。并且，该团伙的非法所得被用来与被害人的共同聚餐，而不是被每人据为己有，这也是应予酌情从轻的情节。
关某还向我提到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据他说，在被刑事拘留后的第二天凌晨1:00—3:00之间，办案民警的第一次讯问中，在自己的法定代理人不在场时，曾被拧耳朵，被迫在一些于己不利的供述上摁手印，表示认可；自己从未打过人这一点，也未能按关某的请求记入笔录。后来送看守所羁押，在有关某的母亲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提审时也曾使用威胁性语言。他提供的这些情况不严重，真实性有待核实，我在感到吃惊的同时，意识到审讯笔录上记载的供述，可能存在关某被逼认可的不利情节，如经核实依法应予排除使用。而在后来的辩护人意见中，我将这一情况与他相比同案犯情节不重两个方面并列，作为了请求解除关押的主体事由。由于未经核实，加之关某的亲属绝非执意要求处分办案人员，所以我在相关的语言表达上进行了适当处理。
为使辩护意见更加丰满、客观，我吸取了其他相关事实材料，并突出强调“17岁仍在校”这一关某独具的特征，结合刑诉法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的规定，对“变更强制措施不妨碍侦查、并无继续关押必要”的主旨观点，进行全面论证后提交办案刑警，最终促成二十多天后，关某被公安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解除关押回家过年的亲属期盼，得以实现。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信息使用化名）
律师会见后，他被解除关押
——刑侦阶段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成功
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乐章
2017年12月，临清市某小学校长联系到我，表示请我为他儿子辩护的委托意向。经过见面沟通，得知因涉嫌抢劫罪，他的17岁儿子关某被某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几天前被羁押于某市看守所。
接受委托后，我开始寻求此案的着力点。都知道，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辩护。除办案机关人员的审讯外，能进入看守所直接与本人沟通了解的人士，只有律师。可以向嫌疑人了解案情、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充当他与亲属之间正当联系的桥梁。但是，这一阶段不能审阅卷宗材料。单凭办案机关人员的简单介绍和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词，掌握的情况不免局限和片面，从而辩护人作用的发挥不能不受到影响。
鉴于此，有同行认为，相比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两个阶段，公安侦查阶段律师的作用有限，劳动量和含金量不高，主要是看守所内外的“传话筒”而已。但我感觉具体案情要具体分析。结合未成年人犯罪从轻或减轻量刑的特点，撤销案件或不起诉在有力的辩护下可能促成，我很快确立了先争取解除关押的基本办案思路。年关临近，嫌疑人出事在家乡产生的不良影响急盼缩小，其亲属对此思路高度认同。
作为法定代理人，其母亲在某次审讯时在场，知道这是一起涉及6位未成年人的团伙犯罪案件。这使我感到不小的压力。显然，涉嫌罪名的严重性、全体在押有利侦讯的必要性，都为单独争取其一人的人身自由增加了难度。
委托后第二天，我先安排了此案的会见。在近三个小时里，我详细听取并记录了案情经过、每位嫌疑人的表现，对关某的作案情节和现场心理尤其留意。我发现，关某参与团伙违法行为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在该团伙三次作案中他都不是主谋，并且还有对被害人事后进行抚慰的言行表现。比如：在被动地和被害人搭讪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他使用了威胁性语言；在被害人被他人殴打后，他询问过“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等；我初步印象，关某在整个团伙中的犯罪情节较轻，还对殴打进一步升级有制止行为。比如：在其他人对被害人殴打后，关某始终没有出手、还抱住有效制止了掏出刀子的同伙某人。并且，该团伙的非法所得被用来与被害人的共同聚餐，而不是被每人据为己有，这也是应予酌情从轻的情节。
关某还向我提到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据他说，在被刑事拘留后的第二天凌晨1:00—3:00之间，办案民警的第一次讯问中，在自己的法定代理人不在场时，曾被拧耳朵，被迫在一些于己不利的供述上摁手印，表示认可；自己从未打过人这一点，也未能按关某的请求记入笔录。后来送看守所羁押，在有关某的母亲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提审时也曾使用威胁性语言。他提供的这些情况不严重，真实性有待核实，我在感到吃惊的同时，意识到审讯笔录上记载的供述，可能存在关某被逼认可的不利情节，如经核实依法应予排除使用。而在后来的辩护人意见中，我将这一情况与他相比同案犯情节不重两个方面并列，作为了请求解除关押的主体事由。由于未经核实，加之关某的亲属绝非执意要求处分办案人员，所以我在相关的语言表达上进行了适当处理。
为使辩护意见更加丰满、客观，我吸取了其他相关事实材料，并突出强调“17岁仍在校”这一关某独具的特征，结合刑诉法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的规定，对“变更强制措施不妨碍侦查、并无继续关押必要”的主旨观点，进行全面论证后提交办案刑警，最终促成二十多天后，关某被公安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解除关押回家过年的亲属期盼，得以实现。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信息使用化名）
律师会见后，他被解除关押
——刑侦阶段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成功
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乐章
2017年12月，临清市某小学校长联系到我，表示请我为他儿子辩护的委托意向。经过见面沟通，得知因涉嫌抢劫罪，他的17岁儿子关某被某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几天前被羁押于某市看守所。
接受委托后，我开始寻求此案的着力点。都知道，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辩护。除办案机关人员的审讯外，能进入看守所直接与本人沟通了解的人士，只有律师。可以向嫌疑人了解案情、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充当他与亲属之间正当联系的桥梁。但是，这一阶段不能审阅卷宗材料。单凭办案机关人员的简单介绍和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词，掌握的情况不免局限和片面，从而辩护人作用的发挥不能不受到影响。
鉴于此，有同行认为，相比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两个阶段，公安侦查阶段律师的作用有限，劳动量和含金量不高，主要是看守所内外的“传话筒”而已。但我感觉具体案情要具体分析。结合未成年人犯罪从轻或减轻量刑的特点，撤销案件或不起诉在有力的辩护下可能促成，我很快确立了先争取解除关押的基本办案思路。年关临近，嫌疑人出事在家乡产生的不良影响急盼缩小，其亲属对此思路高度认同。
作为法定代理人，其母亲在某次审讯时在场，知道这是一起涉及6位未成年人的团伙犯罪案件。这使我感到不小的压力。显然，涉嫌罪名的严重性、全体在押有利侦讯的必要性，都为单独争取其一人的人身自由增加了难度。
委托后第二天，我先安排了此案的会见。在近三个小时里，我详细听取并记录了案情经过、每位嫌疑人的表现，对关某的作案情节和现场心理尤其留意。我发现，关某参与团伙违法行为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在该团伙三次作案中他都不是主谋，并且还有对被害人事后进行抚慰的言行表现。比如：在被动地和被害人搭讪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他使用了威胁性语言；在被害人被他人殴打后，他询问过“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等；我初步印象，关某在整个团伙中的犯罪情节较轻，还对殴打进一步升级有制止行为。比如：在其他人对被害人殴打后，关某始终没有出手、还抱住有效制止了掏出刀子的同伙某人。并且，该团伙的非法所得被用来与被害人的共同聚餐，而不是被每人据为己有，这也是应予酌情从轻的情节。
关某还向我提到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据他说，在被刑事拘留后的第二天凌晨1:00—3:00之间，办案民警的第一次讯问中，在自己的法定代理人不在场时，曾被拧耳朵，被迫在一些于己不利的供述上摁手印，表示认可；自己从未打过人这一点，也未能按关某的请求记入笔录。后来送看守所羁押，在有关某的母亲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提审时也曾使用威胁性语言。他提供的这些情况不严重，真实性有待核实，我在感到吃惊的同时，意识到审讯笔录上记载的供述，可能存在关某被逼认可的不利情节，如经核实依法应予排除使用。而在后来的辩护人意见中，我将这一情况与他相比同案犯情节不重两个方面并列，作为了请求解除关押的主体事由。由于未经核实，加之关某的亲属绝非执意要求处分办案人员，所以我在相关的语言表达上进行了适当处理。
为使辩护意见更加丰满、客观，我吸取了其他相关事实材料，并突出强调“17岁仍在校”这一关某独具的特征，结合刑诉法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的规定，对“变更强制措施不妨碍侦查、并无继续关押必要”的主旨观点，进行全面论证后提交办案刑警，最终促成二十多天后，关某被公安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解除关押回家过年的亲属期盼，得以实现。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信息使用化名）
律师会见后，他被解除关押
——刑侦阶段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成功
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乐章
2017年12月，临清市某小学校长联系到我，表示请我为他儿子辩护的委托意向。经过见面沟通，得知因涉嫌抢劫罪，他的17岁儿子关某被某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几天前被羁押于某市看守所。
接受委托后，我开始寻求此案的着力点。都知道，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辩护。除办案机关人员的审讯外，能进入看守所直接与本人沟通了解的人士，只有律师。可以向嫌疑人了解案情、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充当他与亲属之间正当联系的桥梁。但是，这一阶段不能审阅卷宗材料。单凭办案机关人员的简单介绍和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词，掌握的情况不免局限和片面，从而辩护人作用的发挥不能不受到影响。
鉴于此，有同行认为，相比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两个阶段，公安侦查阶段律师的作用有限，劳动量和含金量不高，主要是看守所内外的“传话筒”而已。但我感觉具体案情要具体分析。结合未成年人犯罪从轻或减轻量刑的特点，撤销案件或不起诉在有力的辩护下可能促成，我很快确立了先争取解除关押的基本办案思路。年关临近，嫌疑人出事在家乡产生的不良影响急盼缩小，其亲属对此思路高度认同。
作为法定代理人，其母亲在某次审讯时在场，知道这是一起涉及6位未成年人的团伙犯罪案件。这使我感到不小的压力。显然，涉嫌罪名的严重性、全体在押有利侦讯的必要性，都为单独争取其一人的人身自由增加了难度。
委托后第二天，我先安排了此案的会见。在近三个小时里，我详细听取并记录了案情经过、每位嫌疑人的表现，对关某的作案情节和现场心理尤其留意。我发现，关某参与团伙违法行为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在该团伙三次作案中他都不是主谋，并且还有对被害人事后进行抚慰的言行表现。比如：在被动地和被害人搭讪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他使用了威胁性语言；在被害人被他人殴打后，他询问过“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等；我初步印象，关某在整个团伙中的犯罪情节较轻，还对殴打进一步升级有制止行为。比如：在其他人对被害人殴打后，关某始终没有出手、还抱住有效制止了掏出刀子的同伙某人。并且，该团伙的非法所得被用来与被害人的共同聚餐，而不是被每人据为己有，这也是应予酌情从轻的情节。
关某还向我提到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据他说，在被刑事拘留后的第二天凌晨1:00—3:00之间，办案民警的第一次讯问中，在自己的法定代理人不在场时，曾被拧耳朵，被迫在一些于己不利的供述上摁手印，表示认可；自己从未打过人这一点，也未能按关某的请求记入笔录。后来送看守所羁押，在有关某的母亲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提审时也曾使用威胁性语言。他提供的这些情况不严重，真实性有待核实，我在感到吃惊的同时，意识到审讯笔录上记载的供述，可能存在关某被逼认可的不利情节，如经核实依法应予排除使用。而在后来的辩护人意见中，我将这一情况与他相比同案犯情节不重两个方面并列，作为了请求解除关押的主体事由。由于未经核实，加之关某的亲属绝非执意要求处分办案人员，所以我在相关的语言表达上进行了适当处理。
为使辩护意见更加丰满、客观，我吸取了其他相关事实材料，并突出强调“17岁仍在校”这一关某独具的特征，结合刑诉法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的规定，对“变更强制措施不妨碍侦查、并无继续关押必要”的主旨观点，进行全面论证后提交办案刑警，最终促成二十多天后，关某被公安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解除关押回家过年的亲属期盼，得以实现。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信息使用化名）
律师会见后，他被解除关押
——刑侦阶段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成功
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乐章
2017年12月，临清市某小学校长联系到我，表示请我为他儿子辩护的委托意向。经过见面沟通，得知因涉嫌抢劫罪，他的17岁儿子关某被某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几天前被羁押于某市看守所。
接受委托后，我开始寻求此案的着力点。都知道，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辩护。除办案机关人员的审讯外，能进入看守所直接与本人沟通了解的人士，只有律师。可以向嫌疑人了解案情、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充当他与亲属之间正当联系的桥梁。但是，这一阶段不能审阅卷宗材料。单凭办案机关人员的简单介绍和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词，掌握的情况不免局限和片面，从而辩护人作用的发挥不能不受到影响。
鉴于此，有同行认为，相比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两个阶段，公安侦查阶段律师的作用有限，劳动量和含金量不高，主要是看守所内外的“传话筒”而已。但我感觉具体案情要具体分析。结合未成年人犯罪从轻或减轻量刑的特点，撤销案件或不起诉在有力的辩护下可能促成，我很快确立了先争取解除关押的基本办案思路。年关临近，嫌疑人出事在家乡产生的不良影响急盼缩小，其亲属对此思路高度认同。
作为法定代理人，其母亲在某次审讯时在场，知道这是一起涉及6位未成年人的团伙犯罪案件。这使我感到不小的压力。显然，涉嫌罪名的严重性、全体在押有利侦讯的必要性，都为单独争取其一人的人身自由增加了难度。
委托后第二天，我先安排了此案的会见。在近三个小时里，我详细听取并记录了案情经过、每位嫌疑人的表现，对关某的作案情节和现场心理尤其留意。我发现，关某参与团伙违法行为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在该团伙三次作案中他都不是主谋，并且还有对被害人事后进行抚慰的言行表现。比如：在被动地和被害人搭讪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他使用了威胁性语言；在被害人被他人殴打后，他询问过“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等；我初步印象，关某在整个团伙中的犯罪情节较轻，还对殴打进一步升级有制止行为。比如：在其他人对被害人殴打后，关某始终没有出手、还抱住有效制止了掏出刀子的同伙某人。并且，该团伙的非法所得被用来与被害人的共同聚餐，而不是被每人据为己有，这也是应予酌情从轻的情节。
关某还向我提到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据他说，在被刑事拘留后的第二天凌晨1:00—3:00之间，办案民警的第一次讯问中，在自己的法定代理人不在场时，曾被拧耳朵，被迫在一些于己不利的供述上摁手印，表示认可；自己从未打过人这一点，也未能按关某的请求记入笔录。后来送看守所羁押，在有关某的母亲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提审时也曾使用威胁性语言。他提供的这些情况不严重，真实性有待核实，我在感到吃惊的同时，意识到审讯笔录上记载的供述，可能存在关某被逼认可的不利情节，如经核实依法应予排除使用。而在后来的辩护人意见中，我将这一情况与他相比同案犯情节不重两个方面并列，作为了请求解除关押的主体事由。由于未经核实，加之关某的亲属绝非执意要求处分办案人员，所以我在相关的语言表达上进行了适当处理。
为使辩护意见更加丰满、客观，我吸取了其他相关事实材料，并突出强调“17岁仍在校”这一关某独具的特征，结合刑诉法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的规定，对“变更强制措施不妨碍侦查、并无继续关押必要”的主旨观点，进行全面论证后提交办案刑警，最终促成二十多天后，关某被公安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解除关押回家过年的亲属期盼，得以实现。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信息使用化名）
律师会见后，他被解除关押
——刑侦阶段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成功
山东智祥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乐章
2017年12月，临清市某小学校长联系到我，表示请我为他儿子辩护的委托意向。经过见面沟通，得知因涉嫌抢劫罪，他的17岁儿子关某被某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几天前被羁押于某市看守所。
接受委托后，我开始寻求此案的着力点。都知道，刑事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律师辩护。除办案机关人员的审讯外，能进入看守所直接与本人沟通了解的人士，只有律师。可以向嫌疑人了解案情、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充当他与亲属之间正当联系的桥梁。但是，这一阶段不能审阅卷宗材料。单凭办案机关人员的简单介绍和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词，掌握的情况不免局限和片面，从而辩护人作用的发挥不能不受到影响。
鉴于此，有同行认为，相比检察院审查起诉和法院审判两个阶段，公安侦查阶段律师的作用有限，劳动量和含金量不高，主要是看守所内外的“传话筒”而已。但我感觉具体案情要具体分析。结合未成年人犯罪从轻或减轻量刑的特点，撤销案件或不起诉在有力的辩护下可能促成，我很快确立了先争取解除关押的基本办案思路。年关临近，嫌疑人出事在家乡产生的不良影响急盼缩小，其亲属对此思路高度认同。
作为法定代理人，其母亲在某次审讯时在场，知道这是一起涉及6位未成年人的团伙犯罪案件。这使我感到不小的压力。显然，涉嫌罪名的严重性、全体在押有利侦讯的必要性，都为单独争取其一人的人身自由增加了难度。
委托后第二天，我先安排了此案的会见。在近三个小时里，我详细听取并记录了案情经过、每位嫌疑人的表现，对关某的作案情节和现场心理尤其留意。我发现，关某参与团伙违法行为带有一定的被动性，在该团伙三次作案中他都不是主谋，并且还有对被害人事后进行抚慰的言行表现。比如：在被动地和被害人搭讪前，主要犯罪嫌疑人对他使用了威胁性语言；在被害人被他人殴打后，他询问过“没事吧？要不要去医院？”等；我初步印象，关某在整个团伙中的犯罪情节较轻，还对殴打进一步升级有制止行为。比如：在其他人对被害人殴打后，关某始终没有出手、还抱住有效制止了掏出刀子的同伙某人。并且，该团伙的非法所得被用来与被害人的共同聚餐，而不是被每人据为己有，这也是应予酌情从轻的情节。
关某还向我提到遭受刑讯逼供的情况。据他说，在被刑事拘留后的第二天凌晨1:00—3:00之间，办案民警的第一次讯问中，在自己的法定代理人不在场时，曾被拧耳朵，被迫在一些于己不利的供述上摁手印，表示认可；自己从未打过人这一点，也未能按关某的请求记入笔录。后来送看守所羁押，在有关某的母亲在场的情况下，侦查人员提审时也曾使用威胁性语言。他提供的这些情况不严重，真实性有待核实，我在感到吃惊的同时，意识到审讯笔录上记载的供述，可能存在关某被逼认可的不利情节，如经核实依法应予排除使用。而在后来的辩护人意见中，我将这一情况与他相比同案犯情节不重两个方面并列，作为了请求解除关押的主体事由。由于未经核实，加之关某的亲属绝非执意要求处分办案人员，所以我在相关的语言表达上进行了适当处理。
为使辩护意见更加丰满、客观，我吸取了其他相关事实材料，并突出强调“17岁仍在校”这一关某独具的特征，结合刑诉法未成年人犯罪特别程序的规定，对“变更强制措施不妨碍侦查、并无继续关押必要”的主旨观点，进行全面论证后提交办案刑警，最终促成二十多天后，关某被公安依法变更强制措施为监视居住。解除关押回家过年的亲属期盼，得以实现。
（为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相关信息使用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