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艳丽律师
律师观点分析
在商业交易中，合同主体的明确界定与交易事实的清晰梳理是规避法律风险的核心。近期，我作为代理人接手一起服务合同纠纷案件，面对原告三次起诉的恶意缠诉行为，通过全面固定证据、精准法律论证，最终促使原告主动撤诉，成功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避免了不必要的财产损失与声誉影响。
案件基本情况
原告以某物流企业名义，将我方当事人某贸易公司诉至法院，主张双方存在快递服务合同关系，要求我方当事人支付近 400 万元的快递费。我方当事人收到应诉材料后明确表示，其从未与原告直接签订过服务合同，也未就快递服务事宜进行过任何协商，相关款项往来均源于案外人的中间协调，故委托我团队介入本案，依法提出抗辩。
核心代理策略与工作开展
接受委托后，我第一时间梳理案件脉络，结合两次庭审的证据交换情况与当事人提供的交易记录，确定了 “双重抗辩 + 直击恶意诉讼” 的代理思路，从主体适格性与诉讼请求合理性两方面展开全面抗辩。
（一）直击核心：论证我方当事人非适格被告，原被告无合同关系
厘清款项与发票的真实关联：经核查，我方当事人虽有向原告转账及收取原告发票的行为，但该行为并非基于双方合意。实际情况是，我方当事人关联负责人长期与案外人顾X合作快递业务，因企业财务核算需要发票，顾X应我方要求从原告处开具相应发票后，我方再按发票信息完成对公支付。转账与发票仅为财务流程所需，不能单独作为认定合同关系成立的依据，更不能突破合同相对性原则直接认定原被告存在合作关系。
明确案外人的核心合作地位：通过梳理微信聊天记录、多渠道转账凭证及案外人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原告与我方当事人关联负责人均直接与顾X对接业务 —— 包括服务细节沟通、对账结算、费用收付等关键环节，顾X是双方事实上的合作枢纽，原告、我方关联负责人与顾X构成典型的三角交易关系。若仅以 “实际使用服务” 为由认定合同主体，显然违背商业交易逻辑与法律规定，如按此逻辑，实际使用快递服务的个人将直接成为付款义务主体，这与行业惯例及法律原则均不相符。
揭露原告恶意诉讼的本质：经查，原告在长达半年的服务期间，始终持有我方当事人关联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却从未向我方当事人或关联负责人主张过欠款，也未进行过任何形式的对账。其负责人在与我方关联负责人的沟通中，明确提及 “向顾总催讨欠款”“顾总欠付 240 余万元” 等内容，足以证明原告明知真实交易对象为顾X。更值得关注的是，原告此前已就同一事实理由两次起诉我方当事人，均在庭审后无故撤诉，此次第三次起诉，实质是因顾X暂无履行能力，而我方当事人具备支付条件，意图借助司法程序实现 “转嫁债务” 的不法目的，其行为已构成恶意诉讼，严重浪费司法资源。
（二）精准反驳：原告主张的快递费金额缺乏事实依据
固定合法定价依据：我方当事人关联负责人与顾X已通过微信聊天记录明确约定快递服务价格，该价格基于双方过往合作标准协商确定，且合作期间一直按此价格履行结算，有完整的转账记录与对账凭证佐证。截至合作结束，我方关联负责人向顾X支付的费用已基本覆盖全部应付金额，差额不足 4000 元，相对于近 500 万元的总费用可忽略不计，应认定为已足额支付。
戳穿原告计价标准的虚假性：庭审中，原告虽不认可我方主张的定价，但承认其关联公司曾向顾X出具过报价单，且该报价单与我方约定价格基本一致。经核算，按原告关联公司报价单标准，结合实际服务单数计算，即便存在部分定价差异，顾X欠付原告的费用金额仅约 84 万元，与原告主张的近 400 万元相差巨大。同时，原告自行提出需扣除 1 万余单未完成服务的费用，其主张的该部分单价与我方约定价格高度接近，进一步印证了原告起诉时计价标准的不合理性，其主张的每单平均费用远超行业常规与双方实际约定。
案件结果
在庭审过程中，我方提交的证据形成完整链条，从合同主体、交易事实到定价依据均全面反驳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在证据优势明显不足、恶意诉讼意图被当庭揭露的情况下，于第三次庭审后向法院申请撤诉。法院经审查，依法作出准许撤诉的民事裁定，案件受理费与公告费均由原告自行承担，我方当事人成功摆脱诉讼困扰。
案例启示
本案的顺利解决，再次印证了证据在诉讼中的核心价值与合同相对性原则的重要意义。在商业合作中，企业应注重交易流程的规范化，明确合同主体、签订书面协议、完整留存交易凭证，避免因中间环节导致法律关系模糊。当面临恶意诉讼时，当事人应及时委托专业律师，通过全面梳理证据、精准适用法律，直击对方诉讼漏洞，才能有效抵御不法诉讼请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同时，恶意诉讼不仅浪费司法资源，还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任何企图通过司法手段实现不法目的的行为，终将无法得到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