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被告人A涉嫌出售、购买假币罪，

　　伪造货币罪一案的重审庭审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公诉人：

　　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湖南俊彦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被告人A亲属的委托，并征得其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所段欢喜律师担任其涉嫌出售、购买假币罪，伪造货币罪一案的辩护人。

　　现就本案相关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

　　一、关于本案罪名定性方面

　　辩护人对起诉书中认定的A涉嫌出售、购买假币罪，伪造货币罪没有异议。

　　二、关于本案“证据事实”方面

　　出售、购买假币罪：

　　1、关于被告人A与B(黄哥)之间的交易：

　　A该组指控的事实部分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第一，根据目前的证据，同案犯B的供述严重缺乏，仅有的一次供述笔录并未提及与被告人的交易情况，目前仅有被告人A的供述和支付宝交易记录，而无其他佐证，导致交易的假币的单价、实际发货数量是否有折扣等重要情况无从查实。

　　第二，根据假币流向，B出售假币通过被告人A达到同案犯C(猴子)处，目前有证明力的只有C一个下家。但C实际购买的数量只有4258张，而无其他证据证实该假币的去处，大量的假币去向是存疑的。

　　B该组指控中，购买假币的交易金额过高、数量过多，相关数额、数量应当予以扣除。

　　第一，根据被告人A的供述、当庭陈述及支付宝交易时间记录，可以确定被告与B在2015年10月17日、18日和19日的交易未实际达成，通过支付宝支付的钱款35850元应当予以扣除。

　　被告人第3次供述第3页最后一段，补充侦查1卷供述第2页，补充侦查2卷第一次供述第2页，第二次供述第二页以及支付宝记录，可予以证实。而通过查看被告人与B、D的支付宝记录可知，被告人在10月19日支付B钱款后，没有再与李进行进一步的交易，而在之后廖与同案犯D搭上线，开始相关交易。

　　第二，根据被告A的供述，其曾借B11700元买车，本来打算折抵货款，但李后续没有补发货物，该款项应当予以扣除。

　　被告人补充侦查2卷第一次供述第二页、第二次供述第2页陈述，被告人曾于2015年9月20日借给B买车款11700元，该款项打算让B发假币折抵，但B后面没有进行还款及发货。

　　第三，每次交易存在快递费，该费用应当予以扣除。

　　根据被告人第3次口供第3页最后一段陈述，及被告人当庭陈述，每次购买假币，每单会支付15元的快递费。其购买假币是多个下家汇总后，将钱款和对应下家地址发送给B，每次交易记录基本上少则三四个下家，多则上十个下家一起进行。

　　辩护人通过统计被告人A与B的交易记录，共有96次。那么以平均每次5个下家计算，每次15元，合计7200元快递费，该部分金额应当予以扣除。

　　除被告人供述及当庭陈述外，该部分事实有手机信息记录、QQ聊天记录为证，请法庭进一步调查核实。

　　第四，相关支付宝记录缺失。查看本案案卷，第三本证据卷第141、142、148页应当记录6000元全为空白，不符合证据的相关形式 ，数额应当予以扣除。

　　第五，根据办案民警作出的情况说明，被告人与同案犯C(猴子)的最后两次交易属于犯罪引诱。根据被告人出售、购买假币的模式，该犯罪引诱直接影响到被告人与B之间的交易数量。该两次犯罪引诱的600张与500张应当予以扣除。

　　综上，被告人与B之间的销售、购买假币的事实部分不清，证据不足。即使根据目前的认定，在公诉书认定的金额342427.12元基础上，应当扣除未实际交易的35850元、借款11700元、快递费7200元、未记录的6000元，金额应当是281677元。同时，折算成假币数量时，犯罪引诱的1100张应当予以扣除。

　　2、关于与D(逍遥)之间的交易：

　　辩护人认为，“起诉书”对该组交易作出认定证据不足。

　　根据现有证据，只有被告人的供述及同案犯D的支付宝记录，没有其他佐证。同案犯D的供述明确陈述合作交易是在2015年10月份后开始，同时该支付宝记录也没有得到D的确认。

　　因此，根据证据规则，该指控的购买假币的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应不予认定。

　　3、关于与E(一颗蛋)之间的交易：

　　辩护人认为，对指控该组交易的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相关假币交易金额过高、数量过多，应当予以扣除，具体如下：

　　第一，根据辩护人依据案卷统计，总金额认定存在偏差。根据支付宝记录，被告人支付宝帐单的交易额为143884元，“起诉书”定147424元没有依据，多出的3540元应予以扣除。

　　第二，相关支付宝记录缺失。查看本案案卷，第148 、149页，第三本证据卷第142、148页应当记录的2116元全为空白，不符合证据的相关形式 ，数额应当予以扣除。

　　第三，根据同案犯E的供述，以及被告人的当庭陈述，在廖与单交易过程中，E曾向被告人借款10000元，之后归还了4000元，剩余的6000元尚未归还，该6000元借款应予以扣除。

　　第四，本案中被告人与E之间的假币交易单价应当认定为3.0元/张，“起诉书”中认定1.8元/张依据不足。

　　根据E的供述，假币交易单价在1.8元或者2块多或者3元。

　　而根据被告人的当庭陈述，其向E购买白板给F外，还会替其他买主购买成品，成品的价格不可能是1.8元/张。该论述也可以从对比F向被告A支付的购买款(137690元)少于被告人向E支付的购买款(149974元)来得到印证，因为被告人不可能亏损。

　　因此，认定全部单价为1.8元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原审法院以1.8元和3.0元的平均值计算单价也是缺乏法律依据的，根据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应当认定为3.0元/张。

　　第五，综合被告人购买、出售假币的模式，以及被告人的下家F(谁主)的供述可知，被告人实际所购买的数量，存在实际发货的数量远远低于被告人所购买的数量，比例约为1/4。

　　首先，根据F的供述，其实际购买2200张，却只收到有600张;实际购买1600张，却只收到有300张，严重打折扣。根据被告人的当庭陈述，其经常会收到F的反馈少收到货。其次，根据F的供述，其从廖处购买面值20元假币的单价为4元/张，而廖的供述为1.9元/张卖给封，价格的相差可以印证发货数量的减少。因为同样的金额，作为收货方，实际获得假币的数量的减少，其认为的单价自然就高。

　　因此，实际发货的数量远远少于实际购买的数量，折算比例为25%，应进行相关折算，否则通过数量计算面值，会严重损害被告人的合法利益。

　　第六，被告人支付的快递费用，应当予以扣除。

　　辩护人查阅补充侦查卷统计被告人与E之间的支付宝交易记录，合计78次，平均每次交易五个下家予以计算，15元/个下家，合计5850元，

　　综上，被告人与E之间的购买假币的事实部分不清，证据不足。即使根据目前的认定，在公诉书认定的金额147424元的基础上，应当扣除多计算的3540元、无记录的2116元、借款6000元、快递费5850元，金额应当是129918元。同时，折算成假币数量时，单价应考虑3.0元/张，发货折扣计算25%，合计10826张，面额为216520元。

　　伪造货币罪：

　　1、综合伪造货币的情节，被告人A在整个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较小，应当认定为从犯。

　　通过伪造货币的全部流程来研究。结合本案同案犯D、G、H及被告人的供述，制作假币的流程大体为购买材料、制作模板、打印出白板、烫金、裁剪等，主要环节为制作模板、打印出白板，制作出的白板就可以流入假币市场，烫金的加工环节是较简单，大多人都可以自己完成的步骤。

　　具体到本案，D、G、H、“雷电”、A系共同犯罪，共同完成伪造货币的事项，其中D、G系主犯，H、“雷电”、A系从犯。

　　单独从白板假币烫金线这一加工环节来研究。A与“雷电”、“老吴”、H等人在合作之前就通过QQ认识，且他们都有从事假币相关犯罪的经历。在2015年10月底，“雷电”、“老吴”和A3人与“逍遥”初次见面，然后“雷电”为主说到“逍遥”那拿白板自己烫金，三个人合算同意，“雷电”租赁了房屋，购买了烫金机、烫金纸，“老吴”负责包装，“雷电”负责烫金，A负责将三人汇总的钱汇给“逍遥”购买白板，然后三人将烫好的成品出售给各自联系的下家，互相之间不存在提成。后来“雷电”、“老吴”走了，新进入“潇洒哥”H，H加入就全盘接手，A退出。

　　以上有被告人的供述和当庭陈述、H的供述、“逍遥”D的供述为证，可知A在整个过程并非起到主要作用，应认定为从犯。

　　2、“起诉书”认定被告A团队伪造货币的金额、数量过高。

　　“起诉书”直接以向上游支付的购买金额推算发货的数量，再直接认定伪造的数量，证据不足，逻辑不通，具体如下：

　　第一，团队购买的“白板”，未实际加工的面值，应当予以扣除。

　　本案可以确认，被告人团队是与同案犯D单线合作，合作期间互为唯一的上下线。

　　根据同案犯H口供的第8-10页陈述，结合扣押记录，未加工伪造的货币面值有118335元，在进行面值统计时，应当予以扣除。

　　至于被告人A供述“团队购买的原材料已经全部用于加工出售”，该供述可能存在诱供，且被告人廖后期并未实际参与加工、接货和发货，况且与其他证人证言、实际扣押情况明显冲突的。目前可确认的事实，是有大量的白板未加工、未出售，被办案机关所扣押，应当予以扣除。

　　第二，团队购买的“白板”，存在大量的退货，实际的数额应结合实际收货情况、加工情况进行确定。

　　根据同案犯H口供第5页陈述，购买3000个，成品只有1300个，未加工1700个;购买3000个，成品只有1400个，未加工1600个;购买5000个，成品只有1100个，未加工3900个，成品率只有34.5%。对于非成品，并未实际加工伪造，应当予以扣除。

　　非成品的处理，是否全部退货、是否补发，目前事实不清。被告人A供述“所有次品均已退货、补发”，该供述可能存在诱供，且被告人后期并未实际参与加工、接货和发货，而根据同案犯G口供第15页的记录，其负责烫金线期间有两次退货，未涉及到是否补发;根据同案犯D口供第13-14页，存在退货，未涉及到是否补发，且在制作点扣押的55640张20元人民币大部分为退回的非成品。

　　相关疑点，请法庭进一步核实。辩护人认为，目前可以确认的事实是：未加工的“白板”存在退货，但并没有全部退货，而退货的数量，并没有得到补发。因此，两处制造点扣押的假币面值均应予以扣除。

　　第三，根据上下线梳理，大量的伪造的假币去向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根据全案证据，被告人伪造货币的原材料来源于同案犯D，根据D口供供述，其下家只有被告人团队;但团队下家，目前并不存在或者未归案，证据不足，事实不清。

　　当然，这个情况也能推定存在发货打折扣、较高的退货率。

　　第四，在H接手伪造假币时，被告人A替其向D支付了2万元启动资金，该部分应当予以扣除。

　　根据补充侦查2卷第一次供述第5页、第二次供述第3页陈述，“潇洒哥”H全盘接手伪造货币的犯罪行为后，H刚到重庆，没有启动资金，被告人A替其垫付了启动资金2万元，该部分资金由A支付给了D，因此该部分金额应当予以剔除。

　　第五，根据被告人A的当庭陈述，D曾向其借款16000元用于买车，请法庭予以核查并扣减。

　　综上，被告人伪造货币罪名成立，同时是共同犯罪，由整个团队承担责任。且A在整个伪造货币的团队中，属于从犯，起到的作用小。在数额计算方面，部分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在公诉人指控的99765元基础上，应将未加工的面值118335元、退货的55640张假币、2万元启动资金、借款16000元予以扣除或者考虑近65.5%的退货率。

　　三、关于本案“量刑”方面

　　量刑情节方面：

　　本案被告人在涉嫌出售、购买假币罪，伪造货币罪案件中，存在以下量刑情节，请法庭予以考虑：

　　1、从犯：

　　通过上述论述，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在伪造货币罪过程中，属于从犯，所起到的作用小。

　　2、大量货币并未流入市场，存在未遂，社会危害性小。

　　在被告人伪造货币的制造点，扣押面值118335元的假币，该部分假币未流入社会，危害性小。同时，被告人下家C扣押1330张假币未流入社会，下家F所购买的所有假币还未出售。

　　3、被告人属于初犯、偶犯，因自身法律知识欠缺，才走上犯罪道路;被办案机关抓获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且积极配合抓捕同案犯，属于坦白;在庭审中认罪悔过，愿意退赃，并尽个人能力缴纳罚款，望从新做人。

　　4、被告人身体较差，一直患有耳鸣，听力残缺。同时，被告年届40岁，但因家庭穷困，至今未婚无后，也属于家中独子，另外上有近70岁的老父母需要赡养。

　　量刑建议方面：

　　在这里说几句法律之外的话，本案从2015年11月份开始，至今快两年时间，前两次开庭，被告人家属都从湖南赶往景德镇，希望露个面能给被告人稍许安慰，但这次开庭，家属没有过来，是因为经济困难，过来的开销跟不上，辩护人心中其实无比无奈，也非常痛心。

　　本辩护人建议，被告人违法法律，定当接受法律制裁，但其涉嫌的犯罪并非暴力性等严重危害社会的犯罪，恳请法庭教育与惩罚相结合，对被告人A适用10-15年左右的实刑刑罚，让被告人在其父母过世之前，争取谋上一面，谢谢。

　　此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