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快回去吧，我们帮不了你！”我在电脑旁整理着材料，听到临桌的几位律师对一位当事人这么说。过了好一会，我整理完材料回自己座位，见一位妇女站在一位律师的办公桌旁。看上去她大约有50来岁，从穿着足以断定她是来自农村。手里提着一只装饲料的那种口袋，用哀求的目光注视着那位律师。“律师，我该乍办呀？我真的没路可走了！”律师说：“你去找找妇联嘛。快走，我们要下班了。”妇女拖着沉重的脚步，咳嗽着朝大门外走去。我看她真的是走投无路的样子，就问了一句“你家是哪儿的呀？”她回答：“顶效的。”我说：“这样吧，你下午来，我看看你的材料，我义务给你写个材料。”她很高兴地答应我，然后走了。下午，我到办公室，她早就在我的办公桌旁等着了。她在口袋里翻了半天，拿出一把卷曲、发黄的材料。在她翻口袋的时候，我看见口袋里装的还有几件衣服。 

    翻开判决书才知道她的年龄实际才40岁不到。我边看材料，边听她口述情况。她讲述了一个催人泪下的真实故事：六年前，她丈夫不幸去世后，一个人（没有子女）在兴义丰源市场做点小生意。被在那儿做小生意的黄英（化名）骗去与其兄黄贵（化名）同居。两“夫妇”都是本分、老实的庄稼人，一起种地、养猪、盖简易住房，生活过得去，还陪嫁了黄贵的女儿。但按计划生育政策他们不能再生育孩子了，所以她被迫两次引产。正因为她不能给黄家添丁，黄英夫妇渐有将其赶出黄家进而占有其宅基的想法。老实的黄贵经不住黄英的挑拨，以解除同居关系向法院起诉。她应诉，也按别人的建议聘请了一位代理人。后来法院的判决书上只判决解除同居关系，对共同财产只字未提。就在打官司期间的一天，她去加工面条回来，刚走到门口石梯上就被黄英打了一顿，打了以后就*迫她自己滚。从那天起，她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唯一的财产就只有那身干活穿的旧衣服，还有这只口袋。黄英把她赶走后，把她屋里所有值钱的东西（相当一部分是他“嫁”去时带去的和前夫共同拥有的财产）。甚至连她辛辛苦苦盖起的简易石棉瓦房子也给拆了。她想索回属于自己的那些财产，又花几百元钱去聘请上次那位代理人起诉黄英。由于诉讼请求写的是与黄英分割共同财产，所以不但没有要回分文，反而白白丢了诉讼费。现在只得暂时借住在一个亲戚家。我心想她这么可怜，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一定义务帮她。 

    我认真地阅读她的材料，仔细地听她讲述案情，就像在茫茫大沙漠上找寻救命灵芝！可是，当我看完材料，听完陈述之后，我的心冷了，冷得几乎结了冰。因为她这事已经是一道无解的方程！无论是申诉还是重新起诉，都面临着一个问题，找不到证据了......她或许没有觉察到我的心里比她更难受，问我：“现在我乍办？我的妇科病很严重，做不了重活呀！”我尽量心平气和的开导她：“你不要再为官司费神了，去租一小间房子住下，做点小生意为生吧！” 

     她走了，拖着沉重的脚步，咳嗽着走了！办公室里出奇的静，原来其他律师早已下了班。我也得下班了。心里沉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