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聊斋>谈刑罚

《聊斋志异·李伯言》这个故事，说的是沂水一个叫李伯言的人，性格真正刚强，有侠肝义胆。有一天，忽然得了暴病。家人进药，他推辞说：“我的病非药可治疗的。阴司缺一阎罗，让我代理一下。死后不要埋我，宜待之。”于是当日李伯言真的“死了”，有小鬼带领他到了阎罗殿，开始代理“阎罗”。

在其代理阎罗期间，办理的一个案件是：江南某生，奸淫了良家妇女82人;审讯之后，按阴司的法律，应当对其处以“炮烙”之刑。厅堂之下设一铜柱，中间是烧红的炭，将铜柱烧得里外通红。一群小鬼用铁蒺藜驱赶某生爬铜柱，其两手移动，双脚盘柱而上。刚爬到柱顶，烟气飞腾，随着一声如爆竹的响声，人就坠到地上，蜷伏一会之后又苏醒过来，小鬼佯装再抽打他爬柱，爬到顶依然爆响一声落到地上。反复3次之后，某生落地变作一股烟慢慢消散，再也不能成为人形了。

另一个案件是：同邑王某(和李伯言是儿女亲家)，被一婢女之父讼王某霸占了其生女。但实际情况是，有一家人卖婢女，王某知道其不是正道来的，贪图其便宜，于是就购买了。李见到亲家王某后，心中就产生了偏袒的意思。这种想法一产生，忽然见殿上起了大火，火焰烧到了梁栋。李伯言大惊。这时，鬼吏告诉李生： “阴司与人间不一样，一念之私不能有;急消私念，则火自然就灭了。”李生于是敛神寂虑，火立即就熄灭了。之后，按照阴司的法律，将王某处以了笞刑，然后将王某送回了人间。王某“死后”三日之后复活。随后，李伯言也被送还阳间而复活。

在上述两个案件之中，一人被施以“炮烙”之酷刑，而另一则仅仅受到了“笞刑”之轻刑，其残酷程度可谓有着天壤之别。但这篇文章最后，作者却以“异史氏”的口气评论到：“阴司之刑，惨于阳世;责亦苛于阳世;然关说不行，则受残酷者不怨也。谁谓夜台无天日哉?第恨无火烧临民之堂耳!”

《聊斋志异》既然系假“鬼狐”之言而反映现实社会的一部奇书，其虚幻故事的背后必然有着真实社会的背景。比如，《李伯言》一文中的“炮烙”之刑，不仅见于类似于聊斋的传说，作为信史的《史记》之中同样有着记载。据《史记·殷本记》载，纣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从而引发了百姓怨望、诸侯反叛的局面;纣王于是实施酷刑，创造了“炮格(烙)之法”，以打击人们对其淫乐的批评与纳谏。虽然，历史上的“炮烙”之刑实施在细节上与《聊斋志异》中存在着些许的差别，但其残酷程度却是非常的一致。

在主张以 “仁恕”为治国理念的传统儒家学说之中，将“炮烙”这种酷刑视为一种“暴政”，与纣王的荒淫生活一起作为殷商灭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在“异史氏”的眼中，相对于阳间的“关说”之风盛行，阴间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是，由于阴间不存在着“关说”现象，在刑罚实施之中能够做到公平、公正，即使其存在着“炮烙”这样的残酷刑罚，但受到酷刑的人并不因此怨恨。二是，作者对于这样的酷刑也并没有像正统的儒家学者那样，将之视为“暴政”而予以批评、谴责，而是因第一个案件中某生奸淫妇女而罪大恶极，对其施以酷刑并无不妥;相反地，正是由于这种行为极端地卑劣，往往只有对其施以极端的酷刑，才能够平复人们的极端愤恨之情，才能够让人们感悟到社会的公正性。很显然，在“异史氏”的眼中，刑罚实施中的公平性、正当性远远比残酷程度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