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晨者按】昨天，母亲节，母亲接到我的祝福电话很开心；我知道，她不是因为我的祝福开心，而是因为听见我的声音开心。然而，有一位母亲再也收不到儿子的祝福，再也听不见儿子的声音；有一个儿子再也无法向母亲诉说悲伤与快乐----2006届校友谭卓。明天，5.12汶川大地震周年祭，愿天堂里四季开满鲜花！

生命权，是基本权利。

在伦理道德上，生命受到敬畏；在法律上，生命受到宪法、刑法、行政法和民法的保护；然而，在现实中，生命竟也沦为“飚车”族寻求刺激时车轮下的玩物。生命的尊严如此被玷污，生命权如此被漠视，让人心寒、让人心痛，让人出离愤怒！

据浙江在线报道， 5月7日晚8时许，杭州富家子弟把闹市区当成F1赛车道，玩极速“飘移飙车”，把一行人从斑马线上撞飞 5米多高，撞出 20米远。据目击者描述，撞人的是一辆红色三菱改装跑车，当时正在跟其他两辆跑车飞速飚车；肇事者是是个小伙子，撞人后，不慌不张，态度很差。受害者，谭卓，1984年生，湖南宁乡人，家里的独子，2006年毕业于浙大通信工程专业，就职于杭州一家科技企业，该企业的技术骨干。事发当晚，单位组织看电影《南京！南京！》，谭卓与同事正在去往电影院的路上。

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逝去了。谭卓，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子，是未婚妻眼中未来的好丈夫，是老师眼中的优秀学子，是同学眼中的阳光大男孩，是同事眼中兢兢业业的好伙伴。作为同龄人，我为谭卓的逝去深感惋惜，他是那么年轻、那么热爱生命，就在他风华正茂的年龄，他的生命却结束了，让人难以接受！作为校友，而且是同一年入学的校友，我不认识他，但我想一定曾在校园的某个角落碰到过他，也许是在教室，或图书馆，或餐厅，或放学的路上……看到他照片里阳光的脸庞是那么的亲切、真挚。作为一个公民，我要大声疾呼：为什么有人为了寻求一时的好玩、刺激，就可以“废”了别人的生命？为什么这样的事件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是因为某些人本性就“恶”吗？是因为“有钱能使鬼推磨”吗？还是因为我们的法律不够完善或者执法者执法不严？作为一个法律学人，就法律而言，我不敢跟杭州交警支队比，但我还是试着从法律视角对“飚车”行为进行分析。

事故发生后，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杭州市交警支队召开新闻发布会。会上，交警支队俨然就是肇事者的辩护律师。先是爆出事发时车速只有 70公里/小时，对此现场目击者表示完全无法接受，把一个大小伙子撞飞 5米高、撞出 20米远的速度只有 70公里/小时？现场有人追问： 70公里/小时的数据是如何得来的？是仪器测出来的速度吗？有向现场目击者调查吗？交警支队答曰：根据肇事者及其朋友陈述得出的结论！接着，当市民询问为何杭州飚车如此猖獗，交警采取了哪些措施？某交警答道：“飚车，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哇，杭州交警支队，好厉害！连飚车不是一个法律概念都知道，看来都是法律界专家级别人物啊！试问：飚车，不是一个法律概念，所以交警就可以不管不问了吗？飚车，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就可以随便飚车撞人吗？飚车，不是一个法律概念，就没有执法依据了吗？

问题的关键是“飚车”行为有没有违法，而不在于“飚车”是不是一个法律概念。一般而言，飚车是指以竞技、追求刺激、娱乐或者赌博等为目的，驾驶机动车在道路、广场、校区等地方超速行驶，严重影响社会秩序和道路交通安全的驾驶行为。（据《上海市公安局负责人关于“禁止非法改装机动车、禁止机动车飚车”答记者问》）目前，我国相关法律中的确没有使用“飚车”一语，但这不等于飚车不是违法行为，恰恰相反，飚车作为一习惯用语，通常是对超速等影响公共安全、社会秩序等违法行为的俗称。飚车一族，尤其是指在闹市区飚车者，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其主观心理态度属于故意，至少属于重大过失，主管恶性极大，客观危害性极强。根据《刑法》第14条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故意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关于飚车引起犯罪的定性，一般涉及两个罪名：交通肇事罪和以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罪”作了如此规定：“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刑法》第115条对“以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了如下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毒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根据刑法规定，两项罪名主观恶性程度、客观危害性及处罚差异巨大，交通肇事罪一般是过失犯罪，而以为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通常是故意犯罪；交通肇事罪一般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最高刑是死刑，而且通常是3年以上有期徒刑。“飚车”行为者，明知自己在闹市区飚车，其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会给他人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危害，但却为了寻求一己的好玩、刺激，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其主观心理态度属于故意，至少属于过失。一般认为，如果只是一般的超速发生事故，应定为交通肇事罪；如果多辆车约定集中，在有人的非专业场地飙车，可认定为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

我们相信，杭州的公检法机关会依法秉公处理该案，给予受害者和肇事者应有的公正。然而，对于杭州交警所表现出来的行为，让我们有合理理由怀疑：其明显偏袒肇事一方。杭州交警支队举行的案情通报会上，交警支队那几位警察俨然就是肇事者的代言人，置众多目击者反映一致的证据于不顾，而单方面听取一方陈述。我向来是不愿以坏的恶意，来推测政府机关，尤其是杭州交警的。曾经，杭州交警给我留下美好印象。我曾经坚定地认为：杭州是人间天堂，不仅仅因为其优美、宜人的江南美景，更多的是因为其社会环境良好，尤其是社会治安良好；也不止一次地对其他人说过关于杭州警察的两个例子：例一是杭州交警执法态度文明，以柔克刚；例二是杭州警察出警快，在拨打110后，会很快见到110警察出警。看来，我只看到了一面。在该起案件通报会上，我看到的是不公正，耳闻的是强词夺理，感受到的是心寒。交警部门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公权力机关，是独立于当事人双方的中立的裁判者，必须公正地、不偏不倚的认定案件事实，准确地适用法律。

首先，公正必须是直观的公正。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结果是否合乎客观真实是难以检测的。正当程序要求“公正必须首先是被看得见的公正”。“看得见的公正”就是程序的公正。（这一点是大学时上 孙笑侠老师的课给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之一，也是 孙笑侠老师反复强调的观点之一）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案情通报会上，交警不是站在中立的裁判者地位，而十足地成了肇事一方的代言人。

第二，正当程序要求裁判者必须充分地听取各方当事人的意见，而不是只听取一面之词。案情通报会上，交警支队片面听取肇事人及其朋友陈述，得出车速仅为 70公里/小时的结论；而置众多目击者陈述于不顾。大多数现场目击者均不约而同告诉记者，当时车速至少在 100公里/小时以上。在浙大BBS论坛上，有专业人士发贴称，把一个大小伙子撞飞 5米高、撞出 20米远的距离，根据力学相关理论，计算得出的速度约有 120公里/小时。无怪乎善良的人们出离愤怒了！无怪乎人们产生合理怀疑了——正如浙江卫视报道该事件时最后那句话：“别让权钱交易玷污了生命的尊严！”

第三，正当程序是确保政府公信力的基本要求。当前，全国上下都在为构建和谐社会而努力。面对如此飚车危害公共安全事件，政府部门在案情通报会上如此应对，实在是在这个和谐的乐章里添加了不和谐的音符，严重影响了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形象、权威和公信力。我相信杭州市公检法是公正的，具有社会公信力的。为了确保国家机关公信力，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如果是因为某些人违法乱纪，就应当依法处理；如果是因为某些人无能，这些人便可以“下岗”了，有很多优秀大学生正在等待上岗。

此外，杭州交警部门涉嫌行政不作为。据杭州市民反映，杭州市区飚车现象司空见惯，经常可以看见或者听到飚车一族三五成群、你追我赶地疾驰而过。正如前述，飚车行为是一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交警部门的职责就是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对于市民提出的深恶痛绝的飚车问题，交警部门是不是应该有个交待？杭州多处路段都是电子监控区域，这些路段飚车行为是不是均依法受到了处理？对于这些问题，我不得而知。但作为一普通公民，我知晓：生命权，是基本权利。从宪法上看，基本权利包括两个性质：一个是对抗公权力侵害的防御权；一个是使国家负有义务在司法、立法、行政上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基本权利的实现。当飚车危及到公众的生命安全时，国家负有义务在司法、立法、行政上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生命安全。杭州交警部门是不是不要再一味地强调“飚车不是法律概念”，而应该检讨下自己采取了哪些措施杜绝飚车现象、保护公民生命权呢？

与肇事者漠视他人生命、杭州交警支队先期处理不当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杭州市民和浙大学子上千人自发地聚集在事发地点，沉痛地悼念受害者谭卓的逝去。看到那一场面，甚是伤悲，甚是感动，甚是欣慰！谭卓兄，善良的人们会跟你站在一起，生命权不能被如此玷污，生命是有尊严的！

汶川大地震之天灾已经让我们失去了那么多的同胞，逝去了那么多鲜活的生命，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的生命葬送于人祸？请珍重别人的生命吧！

愿逝者安息！愿汶川地震中遇难同胞安息！愿谭卓校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