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刑事合规视角看公司决策者的生存之道

作为企业刑事合规是对公司预防为基本导向的决策者的犯罪问题研究，不仅涉及企业刑事合规理，而且涉及现实的企业产权保护、营商环境构建以及促进企业和决策者健康发展等多方面内容，具有深刻的政策背景与重大实践需求。

张广朋律师团队认为公司民营老板犯罪规模逐年扩大体量上整体呈现递增态势。同时，在公司老板涉案范围上，公司老板犯罪基本遍及所有产业与企业经营的所有环节。

民营老板与国有老板罪名分布存在结构性差异

数据显示，民营老板触犯频率最高罪名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职务侵占罪、合同诈骗罪以及单位行贿罪。

国有老板触犯频率最高的罪名分别为：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私分国有资产罪和职务侵占罪，同时，一些罪名在实践中基本成为民营老板的专属性罪名，如集资诈骗罪、非法经营罪、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以及污染环境罪等。

可以看出，与国有老板主要面临的以权力为基础的腐败型犯罪风险不同，民营老板面临的刑事风险与外部营商环境具有更为密切的关联性，集中表现为以保护市场管理秩序为目的的“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在适用中主要针对的是民营老板。

张广朋律师团队认为民营企业家面临的刑事风险范围明显大于国有企业家

一、公司老板犯罪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张广朋律师认为现代企业家精神不足、观念上重生产经营风险轻法律风险尤其是刑事风险防控，这对公司老板犯罪的成因具有更直接的作用。

公司老板对企业刑事合规的认识决定了企业家刑事风险的基本格局

公司老板重视生产经营，而轻视企业刑事合规导致企业老板刑事法律风险的分布格局。在轻视刑事风险的理念主导下，不仅相较于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条件，非公有制经济时常面临着政策性歧视与公权力不当干预的双重制约，而且刑法对已不适应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歧视性政策与资源垄断的强力保护，是催生民营老板刑事风险高发的重要原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罪等之所以成为民营老板难以挥去的阴影，与主要针对民营企业设置的融资与经营资质门槛的条件密切相关。

刑事司法扩张性决定了企业家刑事风险过高

从犯罪的罪名分布，尤其是从民营老板主要罪名结构和发案方式看，实践中存在着未能严格把握经济纠纷、经济违法与经济犯罪界限的问题，刑事司法有扩张性介入市场活动的可能。除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非法经营罪、集资诈骗这些民营老板犯罪的典型罪名外，以合同诈骗罪、贷款诈骗罪和诈骗罪等民营老板的高频罪名为例，实践中往往是因为经济纠纷被所谓的“被害人”报案形成刑事案件的。加之有的地方司法机关启动刑事追究程序把关不严，以致立案罪名和起诉罪名频繁变更，多次补充侦查后仍然难以起诉的情形屡见不鲜。刑事手段扩张介入市场纷争，进一步扩大了民营企业家刑事风险的来源，降低了民营老板人身与财产的安全预期。

二、企业刑事合规对企业老板推动刑事风险防控重要性

企业老板刑事风险持续高发频发态势，决定了企业刑事合规防控降低了企业老板的刑事风险，已不仅仅是为了预防犯罪，也不单是企业老板范畴内的问题。大力推动企业老板刑事合规防控，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减少经济发展过程的巨大内耗，显著提高经济发展质量与效益，而且是培育现代企业家精神、促进企业转型升级与推动制度改良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抓手，理应引起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三、企业层面应当努力的方向

企业刑事合规风险遍布于企业经营的各个环节，企业主要负责人成为刑事风险高发群体，以及国有企业家三大腐败罪名（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的潜伏期主要集中于５年至１５年区间；民营企业老板五大腐败罪名（职务侵占罪、单位行贿罪、挪用资金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贿罪）的潜伏期也普遍较长，尤其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单位受贿罪与单位行贿罪的潜伏期，在５年以上比例分别在６６．７％和７７．８％，无疑是企业家精神不足、企业整体刑事合规经营观念淡漠与企业刑事风险内控机制严重缺失的直接反映。

对企业老板而言，应当认识到，协议刑事合规风险防控是企业经营过程中最重要、最紧迫的风险防控，它事关企业和企业老板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尤其在强调全面依法治国和注重高质量发展条件下，企业的竞争不再仅仅是产品与服务质量的竞争，更有主动刑事合规能力的竞争。唯有在发展战略与日常经营中注重防控颠覆性的刑事合规风险的企业，才是具备可持续发展软实力的企业，才能跻身于主流企业之列，从而逃脱被挤出市场的宿命；也唯有这样的企业老板，才是社会所期待的具备现代企业家精神、得以行稳致远的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