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准确把握主观故意的时段性。

　　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人的心理状态时刻发生着变化，其行为也变得复杂多样，导致在司法认定上，逃逸与自首、逃逸与救助界限模糊。甚至有学者认为，逃逸与自首、救助不能同时存在于一个案件之中，因为两者在主观方面决然相反，无论认定哪一方，都将是对另一方的否定。例如肇事人肇事后逃逸，但过了一段时间又到司法机关自首，后面的自首行为便是对行为人没有逃避法律追究意图的说明，从而认定之前的逃逸行为不能成立。这种以后行为推证前行为的做法，明显不符合法律逻辑。那么，要做到对肇事人惩罚的客观公正，必须还原肇事人在各个时段的主观状态，再依此做出判断。

　　例如交通事故发生后，肇事人没有正当理由，逃离现场的，应该认定为逃逸。但之后，肇事人心理发生变化，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犯罪事实的，应该认定为自首。因为逃逸对社会、被害人造成的危害及对司法资源造成的浪费业已存在，肇事人在逃逸时又具备逃逸的主观动机，完全符合逃逸的认定标准。而之后的自首只是肇事人对前面所有行为，包括交通肇事行为与逃逸行为的认知悔过，并不能在主观上否定之前肇事人逃逸的故意。按照此种观念，上面所提及的肇事人因害怕遭受打击，而逃离现场，后又及时投案的，依法可以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二是准确理解主观明知。

　　根据刑法精神，刑法不打击无知者，所以行为人在逃逸时必须明知自己的行为导致了交通事故的发生，换言之，如果行为人没有意识到交通事故的发生而离开现场的，不能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而只能作为一般逃跑行为，处于交通肇事基本刑。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明知”应该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两个方面，如果根据收集的证据，能够证明行为人“应当知道”自己的行为造成了交通事故，而故意装作不知道，并逃离现场的，仍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

　　三是准确界定主观动机。

　　如前所述，肇事人逃逸的主观动机是逃避法律追究或回避对被害人的救助，如果缺少这两个方面，就不能认定为逃逸。因为实践中，常常会遇见这样的情况，交通事故发生后，被害人亲友及周围群众因为情绪激动，一拥而上对肇事人拳打脚踢，甚至还将肇事人殴打致伤。因此少数肇事人在肇事后，由于害怕遭受打击，便迅速逃离现场，但很快又通过亲友报警或自己到公安机关投案等形式，将自己置于司法机关的控制下。这些人逃离现场的主观动机具备正当目的，其主观恶性相对交通肇事后逃逸的主观恶性而言，要小得多，必须加于严格区分，不宜认定为逃逸。但这种行为是否可以认定为自首，理论界与实务界观点不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