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在深圳龙岗坂田的那栋工业园大厦里，藏着一个247人的“荐股引流”诈骗团伙。话务组打电话拉人，业务组建群扮托，荐股组发“内部原始股”消息，受害人往空壳公司的对公账户里打钱，涉案金额超过1亿元。收网那天，警方集结400名警力，8个窝点同步行动，247人全部落网。

孙峥律师团队接手的当事人林某，就是这247人里的一个。他被分在话务组，干了不到四个月，每天的工作就是照着话术单打电话，把有意向的股民转给业务组。他拿的是底薪加提成，到手不到两万块。检察机关最初的思路是按全案金额打包指控，林某面临的是十年以上的量刑建议。

辩护的核心只做了一件事：把林某的“参与期间”和“实际行为”从全案指控里拆出来。

一、话务组里一个“按脚本念台词”的人

林某是广东本地人，二十多岁，中专学历，之前在东莞的电子厂做过普工，后来在招聘网站上看到这家“商务咨询公司”在招“电话客服”，底薪四千加提成，就投了简历。面试很简单，对方让他念了一段话术，确认普通话标准，就录用了。

他的工位在话务组的一个格子间里，面前是一部座机、一张打印好的话术单。话术单上写好了开场白、常见问题应答、拒绝后的挽留话术。他的工作就是照着念，把公司提供的股民电话号码一个个打过去，话术的核心是“我们这边有专业的荐股老师，可以免费推荐强势股票，您有兴趣了解一下吗”。

打完电话，如果对方有意向，林某就把联系方式转给业务组，由业务组的人加微信、拉群。后面的事，他就不参与了。他不知道群里那些“老师”“舵主”是真还是假，不知道“内部原始股”对应的公司是空壳，甚至不知道整个团伙到底骗了多少钱。

他的收入是底薪加“意向客户”的提成，每个有效转接拿几十块钱。干了不到四个月，他辞职了——理由是“每天打电话太枯燥，嗓子受不了”。他辞职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参与的这个“公司”是一个涉案金额过亿的诈骗团伙。

二、辩护的第一层：用“参与期间”这道闸门做时间切割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有一个明确的规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对其参与期间该诈骗团伙实施的全部诈骗行为承担责任。 这句话是办案机关认定金额的常用依据，也是林某辩护的起点。

林某的“参与期间”是什么时候？团队从公司考勤记录、工位分配表、话务系统的登录日志、工资发放记录入手，确定了林某的实际入职日期和离职日期。这个时间段，前后不到四个月。

团伙的作案时间跨度呢？根据起诉意见书的认定，该团伙自2025年10月起持续作案。也就是说，在林某入职之前，团伙已经实施的大量诈骗行为，与他无关；在他离职之后发生的，也与他无关。

但“参与期间”的切割只是第一步。团队进一步核对了林某参与期间的话务系统记录：他实际拨出的电话数量、转接的意向客户数量、对应的时间段。这些数据可以反推他在团伙诈骗链条中实际触及的环节和范围。

孙峥律师团队向办案机关指出：全案金额是全团伙、全周期的总金额，但林某的刑事责任范围，应当限于他参与期间、他所处的环节实际触及的部分。

三、辩护的第二层：用“话务员”的角色做作用切割

时间切割之后，是角色切割。

林某在团伙里的位置是什么？他是话务组最底层的人员，只负责“引流”——把潜在客户转给业务组。他不参与建群、不参与话术设计、不参与“老师”身份的扮演、不参与资金流转、不参与赃款分配。他的收入是固定的底薪加少量提成，与诈骗金额没有直接比例关系。

这个角色定位，直接影响“主从犯”的认定。有判例明确指出，在诈骗团伙中，“仅执行指令且无分成权”的底层业务员，其主观恶性与组织者存在本质差异，应当认定为从犯。孙峥律师团队向办案机关论证：林某在共同犯罪中处于辅助、次要地位，依法应当认定为从犯。

从犯的认定，意味着量刑上“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步，比金额切割更直接地影响最终刑期。

四、辩护的第三层：主观明知的“知道多少”

话务员的辩护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你在一个荐股诈骗团伙里打了四个月电话，你说你不知道这是诈骗？

孙峥律师团队的处理方式是：不否认林某“应当知道”，但严格区分“知道什么”。

林某知道的事情：他在一家做“荐股引流”的公司上班，话术是公司给的，电话号码是公司提供的，他的任务是转接意向客户。这些是事实，不回避。

林某不知道的事情：“老师”是假的、群里的“托”是团伙成员、所谓的“内部原始股”对应的公司是空壳、受害人的钱进了谁的账户、全案到底骗了多少钱。这些不在他的认知范围内，也没有证据证明他接触过这些信息。

这种区分在实务中有对应的判断逻辑：话务员的“明知”，应当以其实际接触的信息为限。 他每天看到的是话术单和电话号码，听到的是电话那头的回应，他的认知范围就是这个层面。把组织者的认知强加到一个话务员身上，不符合罪责自负的原则。

五、孙峥律师“侦审双视角”在本案中的价值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辩护，最大的难点是“全案金额与个人责任的分离”。侦查机关在构建指控时，倾向于把全案金额作为基数，把所有参与者都放在这个基数上评价。这种逻辑在组织者、骨干成员身上是成立的，但在底层执行人员身上，恰恰是最需要被质疑的地方。

孙峥律师拥有深圳公安、法院系统十五年工作经历。在证据层面，他知道侦查机关会重点固定哪些材料——话务系统的通话记录、聊天记录、工资流水、考勤数据。这些材料恰恰可以用来做“参与期间”和“实际行为”的切割。在定性层面，他了解深圳司法机关对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底层人员责任边界”的裁判尺度。深圳公安在打击电诈时强调“全链条打击”，但“全链条”不等于“全金额连坐”，底层人员的责任应当与其实际参与程度相适应。

六、结果与启示

案件最终的结果，是林某被认定为从犯，量刑大幅低于全案金额对应的法定刑幅度，在法定幅度内获得了较轻的处罚。

这个结果的取得，靠的是三层切割的叠加：时间切割——用考勤和系统记录锁定“参与期间”，阻断全周期金额的归责；角色切割——用工位分配和话术记录证明“底层话务员”的辅助地位，争取从犯认定；认知切割——区分“知道自己在打电话”和“知道这是一个亿元诈骗团伙”，把主观明知限定在实际接触的信息范围内。

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中，底层话务员、业务员、推广人员的辩护，核心往往不是“有没有参与”，而是“参与了哪一段、做了哪些事、知道了多少”。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量刑的起点和终点。

说明：本文案例信息来源于公开渠道及办案实务复盘，具体案件结果受案情、证据、司法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不同案件之间没有可比性。选择律师时，建议结合自身情况当面沟通后再做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