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地方鉴定收费市场调节，另外一方面，目前在我国司法鉴定的收费管理中，将鉴定费列为企业所得税范畴。

社会鉴定机构主管部门或法人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的，选择鉴定“挑肥捡瘦”，受理鉴定“按货定价”，委托鉴定 “中介提成”。

在这种运行模式下，当事人针对鉴定结论可以随意产生合理怀疑，甚至认为金钱的多少决定结论的利弊，法官委托鉴定如履薄冰，法官采信鉴定心有余悸，法官重新鉴定良莠难择。

鉴定费用产生的利润具有极强的诱惑力，加之启动鉴定的随意性，重复鉴定，多头鉴定，跨地域鉴定现象凸现。

我们遍览各国司法鉴定发展模式，没有一个国家的鉴定机构完全采取市场化的运作，均基本依赖国家专项投入。

鉴定机构所收取的鉴定服务费，仅能满足鉴定机构的日常支出。司法鉴定的公益性是其本质属性之一。

我国改革开发30年来培养的司法鉴定人才，主要集中在公检法机关，司法鉴定改革后因公务员待遇的影响，成立的面向社会鉴定机构人才缺乏，现注册鉴定人多为退休和兼职人员。甚至出现有些老弱病残的注册鉴定人，长期不上班，但案案有签章的情况。

另一方面，若干“相关”专业的兼职鉴定人，不具有法庭科学或法医学教育背景，又缺乏系统的专业培训，堂而皇之变成司法鉴定人。

不仅资格混乱，在现实工作中，还大量出现一人多能的情况，如一名法医可以注册法医临床学、法医病理学和法医物证学等鉴定项目，如果鉴定机构有三名法医，就可以开设若干鉴定领域。特别是法医临床学成为鉴定的万金油，许多退休的老法医在岗时根本没有法医临床学鉴定经历，只要学法医都可以申请法医临床学鉴定。相关专业的“相关”更是离谱，重高级技术职称，轻从业经历的现象非常普遍。

《司法鉴定程序通则》规定，当事人委托司法鉴定时一般通过律师事务所进行，此规定欠妥。

由于此项规定，在鉴定机构办公地附近雨后春笋般设立律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开份司法鉴定委托书收份钱，据不完全统计100～3000元不等。甚至鉴定机构自己同时设有律师事务所。当事人被层层盘剥，苦不堪言，难道律师事务所就对鉴定材料负责吗？也许是为了增加律师业务。

充分保障当事人启动鉴定的权利本无可厚非，但设定这样的前置条件只能增加当事人的经济负担。

另外，从我国目前很不完善的信誉制度来看，应该适当限定当事人自行启动鉴定的权利（诉中鉴定更应禁止）。否则，必然形成当事人与鉴定人之间的讨价还价，依结果论收费，鉴定证据成为商品可以进行交易。鉴定的公正性和科学性将荡然无存。

作者认为，目前应坚持法官委托为主，当事人启动为辅的原则，鉴定机构根据法官的委托要求进行鉴定，无论鉴定结果对谁不利，其鉴定行为均将不受干扰和影响。司法鉴定是为司法工作服务的，而不是为某一当事人的利益服务，其中立性也应该体现在双方当事人之间。

许多鉴定机构以案件需要聘请专家为由增加鉴定费用，对此还振振有词。聘请专家一般是指聘请外单位专家解决鉴定中的某一具体问题，所聘专家往往不是司法鉴定人。

聘请专家证明鉴定机构自身鉴定水平有限，因自身水平而聘请专家，且将专家的交通费和劳务费转嫁给当事人，这不仅变相侵占了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且，也反映出司法鉴定管理中的漏洞。

作者认为，鉴定机构因自身能力或鉴定质量的综合考虑，拟聘请专家进行会诊的，专家费用应由鉴定机构自行负担，不得采用高收费的办法。个别情况，应当事人强烈要求聘请专家，该费用应由当事人承担。

同样，仪器与设备的缺乏而外包，也成为了“盘剥”当事人的手段——设立鉴定机构门槛较低，《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规定的比较含糊，出现了注册鉴定项目而无相关设备的情况，甚至，有些检查检验项目分包给其他部门，由当事人另行付费，而鉴定机构照收鉴定费的现象。

由于面向社会服务鉴定机构权威性、公信力尚未完全确立，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出现重复鉴定、多头鉴定的情况，司法鉴定救济途径过滥。

另一方面，因对鉴定机构权威性的置疑，人民法院又拒绝启动重新鉴定，司法鉴定救济途径受限。究其原因，是没有建立完善的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

首先，伴随着司法鉴定制度改革，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应加强，对此，人民法院还存在认识不到位的问题，传统的职权化思想较为突出。其次，有些鉴定人对出庭作证的义务缺乏感知，司法行政部门对不出庭的鉴定人处罚软弱。

鉴定人出庭作证是重新鉴定的前置条件，是建立司法鉴定机构社会评价体系的重要手段。

鉴定人出庭作证可以促进和激发专家辅助人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作者建议，对有争议的鉴定意见均应要求鉴定人出庭作证。

鉴定人无正当理由拒绝出庭的，司法鉴定管理部门应对其进行处罚，并赔偿当事人损失；对多次不出庭的，可以撤销登记。

司法鉴定的本质要求其忠实于公正和科学，而不是满足委托人的利益，更不能屈服于金钱和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