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尴尬的离婚标准
在离婚自由度的贡献上，1980年的婚姻法算是居功甚伟。
在那之前，司法实践中长期奉行的是“正当理由”的离婚标准，现在流行的第三者插足、喜新厌旧等，并不构成所谓的正当理由，无论夫妻感情如何，均不准予离婚。
36年前的婚姻法确立了“感情确已破裂”的离婚标准，这种转变当时得到了实务和理论界的大加赞赏，但却在后来引发了尴尬的实务难题。
事实上，无论是法官还是律师，对于感情这种纯粹主观精神上的体验和感受，都是非常难以把握的。“而且进入到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出于防卫、求胜或报复心理，往往也很难对感情状况作出理性、客观、真实的描述，这进一步增加了判断的难度。”
林建军教授告诉法治周末记者，由于上述标准过于模糊，审判实务中，如果被告不同意离婚，则“首次起诉不判离”的比重较大。“当该做法不断重复使用时，意味着首次起诉不判离已规则化、制度化，成为替代感情破裂模糊标准的有效工具。”这种司法实践中的做法长期以来招致了理论界的批评。
“但实际上，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现行法律和理论本身。”林建军教授认为，法院采取“首次起诉不判离”，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我国离婚法定标准本身不够科学和客观，导致实践难于把握无所适从，当现有规则难以为审判实践提供有效的法律供给，感情本身又非常主观模糊、隐秘时，法院不得不审慎地创制更安全可行的规则。
调研中还发现，婚姻法对于所谓感情破裂规定的四种法定情形，在司法实践中也并不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
在78.6%的判决离婚案件中，当事人主张的离婚原因并不在这四项法定情形中。在法院认定的离婚原因中，四项法定情形所占的比例更低，粗略估计可能不足30%。此次调研发现，法院认定最多的离婚原因是经常争吵，其次为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
《报告》建议，以婚姻关系破裂标准替代感情破裂标准，使离婚法的调整对象走出人的情感和精神生活的误区，调整更为客观的婚姻或夫妻关系，使离婚标准更具客观性、科学性。
２.财产分割的难题
正如备受关注的王宝强婚变案一样，在狗血的出轨、第三者插足的喧嚣过后，王宝强的上亿身家如何分配最终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在大部分的离婚案件中，财产分割也是整个诉讼活动的一个核心关键点。
“在许多案件中，共同财产的分割甚至成为决定夫妻双方是‘和平分手’还是‘反目成仇’的关键。”林建军教授说。
调研发现，价值越大的财产争议越大，涉房屋类案件当事人矛盾激烈难调解；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新类型的财产分割案件，例如知识产权和淘宝网店、游戏账号等虚拟财产的分割主张；涉基金类的财产案件数量明显出现大幅增长。
《报告》指出，涉及财产分割的立法比较分散，出现矛盾冲突的情况比较常见，关于新类型财产的分割存在立法空白，而且对夫妻共同财产分割考量因素的规定过于原则。
据介绍，外国法院对离婚财产分割的考虑因素是比较全面的，包括了财产的来源、对婚姻财产所作的贡献、婚姻持续时间长短、婚姻期间的生活标准及离婚对生活标准的影响程度、抚养照顾子女的情况、身体状况、就业与谋生能力、是否有挥霍浪费隐藏转移婚姻财产等不当行为，等等。
课题组成员、西北政法大学婚姻法学者郝佳认为，某种意义上，立法是有一定滞后性的。“2000年，我上大学时，大家还在研究游戏装备是不是财产，现在这根本不是问题；那时还在研究单位公房离婚时怎么分，才过了几年，这个话题就过时了，因为我们现在碰到更多的是贷款购房的问题。”
如今，伪造夫妻共同债务、家庭信托等新问题层出不穷，这在30年前的立法中是不可能考虑的到的，日新月异的社会现实是促成立法变革的重要因素，郝佳说。
《报告》建议，针对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适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比如虚拟财产的立法，汽车限号政策导致的分割难题应对等；同时完善夫妻财产分割的考量因素。
３.离婚救济适用堪忧
什么情况下能在离婚时提出损害赔偿？按照现行法的规定，有存在家庭暴力，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和重婚4种情形。
调研显示，10年的1000起案件中，提起离婚损害赔偿的案件仅有17.3%，最终被法院认定的只有十分之一。
当事人真正提出具体赔偿要求后，被法院支持的几率也很低，在具体提出赔偿要求的60起案件中，只有15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在实践中操作难度最大的是举证问题。
“这样低的认定率和支持率，使得当事人对此种救济方式感到无力与无助。”《报告》指出。
10年来，涉及经济帮助的案件只有3.3%，主要集中在患病、无住房和无收入来源三方面，当事人提出经济帮助要求后，法院的支持率较高，约为89.3%。
关于家务劳动补偿的案例在10年中极少，只有千分之一，而且此案还并非纯粹对家务劳动提出补偿要求，而是基于家庭暴力的存在同时提出了损害赔偿和家务补偿。
这与2003年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在北京、哈尔滨、厦门的抽样调查结果以及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一个项目在北京、上海、哈尔滨调查的结果基本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