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起团伙犯罪，一开始公诉人也是和我的看法一致的：本案是否应当定性为职务侵占罪？但嫌疑人侵占的不是本单位的财产，而是本单位服务对象单位的财产。最终，公诉人还是将案件定性为盗窃罪，并将其观点很详细地给我分析，听了他的分析，我也是同意他的看法离开公诉机关的。

可是，本案公开开庭前夕，我在为开庭辩护作准备工作时，观点越来越倾向于职务侵占罪。虽然犯罪嫌疑人侵占的不是本单位所有的财物，但他们单位在为受害单位服务时对该财物是有一定的掌控权的，应当属于广义的“本单位”的财物。于是，我查法律条文，看司法解释，最后确定不认同公诉机关对本案的定性的主要辩护意见。

这个团伙（一个单位内的或系统内的八个人外加一个收购赃物的共九名被告人）犯罪里有六个人已经取保，我的当事人是主犯，涉嫌数额逾三十万元，取保的事我建议家属不去想这些。其他的嫌疑人只有另两个主犯聘请律师，涉嫌掩饰非法所得罪的聘请的是我州里很有名的***律师。我第一个作辩护发言，我虽然因为感冒咳嗽声音沙哑，但观点明晰，剖析得条理清楚，听起来也是头头是道。并且因为公诉人定性为盗窃、我定性为职务侵占，所以在发表完对本案定性之观点后我郑重请求合议庭成员、公诉人、辩护律师及在场的有识之士共同探讨，给本案一个正确的定性。我的发言引起了公诉人的重点反驳，公诉人把观点说完之后总结说：关于本案的定性，我们得到了其他所有辩护人的认同，只有***的辩护人提出异议，可见我们给本案的定性是正确的！本来，我自己也不是有十足的把握的，但公诉人最后的总结很给我“长脸”，听众席上一片哗然，有两个人举手要阐述支持我的观点，被审判员制止了。涉嫌掩饰非法所得罪的辩护律师在质证时我以为他是作无罪辩护，因为我的当事人等销赃给他的当事人时开的是本单位的专用车去，该车有显眼的标志，而且他们长期以来也有正常处理业务上所涉及的废品，他还明知我的当事人已经调往其所在单位的下属任负责人。在他对被告人发问时，我发现他遗漏了一个关键问题，即我的当事人是否用其单位专车来完成业务的。我们分别坐在两头，但我马上给他传了一纸条，在辩论时他把我提醒的内容有的原话引用，这让我觉得初次和他同庭我能够主动和老律师协作是正确的。但我发现，这老律师的所有观点指向的是他的当事人无罪，可他作的是有罪辩护！老律师在辩护内容里还表明态度，为了不和公诉机关产生太多的分歧，他不作无罪辩护，只是请求对他的当事人减轻处罚。我作的辩护和他作的辩护可以相辅相成，如果我的论点成立，则他的无罪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大家都知道，我的观点不会轻易被采纳，因为这是中国式的法制！可是他无罪的观点有罪的辩护让我觉得有点不是滋味。

我想起了N年前的一桩妨害公务案件，A县的公安派出所干警到B县范围内处理一起交通事故，被当事人等围攻了，这些被以涉嫌妨害公务起诉。当时我也是作无罪辩护的，很明显的嘛，他们执行公务的合法性？当时同案犯的辩护律师都是州内名律师，仅仅我一人是初初入社会的法律服务人员。其实他们的论点和我的几乎是同模而出，但他们都作有罪辩护仅仅是每一个意见都指向无罪内容。事后，其中之一律师给我说，在中国，人被抓了被起诉了，要获得无罪是很难的，作无罪辩护只会引起政法部门的反感，从而加重对当事人的处罚，这反而害了当事人。当时我是这样讲的：他们敢这样做，只要当事人不服，我免费把他上诉！

有观点不能明说，只能以一种妥协的姿势买和公诉人及审判人，这其实是我国法律服务界长久以来的悲哀，可是，这也是多人在实践中吸取的经验教训的结果。我也曾试图妥协，但中心论点和论述的游离让我很别扭，所以下了多次的决心，我还是直言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