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接受李**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李盼作为张某故意伤害一案的辩护人。我们依法会见并查阅了卷宗，对本案有了全面详细的了解，对于检察院指控的被告人张某犯有故意伤害一案，事实认定不清，证据不足，程序存在重大瑕疵，法院适用法律错误，辩护人认为张某所涉嫌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现发表辩护意见如下：

一、认定张某故意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第1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第3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其一、关于张某故意伤害一案中，在公安机关的询问笔录中，对陈某的询问是在2015年11月24日；对杨某（出生日期为1999年2月6日）的询问是在2015年11月25日，杨某作为未成年人，其姨陈某在场并签字；对苗某（出生日期1999年4月13日）的询问是在2015年12月4日，苗某作为未成年人，其姨陈某又在场并签字。在本案张某故意伤害一案中，公安机关在进行询问被害人、具有亲属关系的关键证人杨某、苗某的时候，并不是在同一天同一时段进行询问，那么就不能排除陈某、杨某与苗某具有串供的可能。法院在作出的（2017）冀*刑初*号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当中，认定张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判决书第六页中的“经查，被害人陈某陈述与证人杨某、苗某的证言可证实被告人张某对被害人陈某实施的伤害过程，并且造成伤害结果”。综上，法院在认定张某构成故意伤害罪的关键证据，正是具有亲属关系，并且所做的询问笔录并不是同一天同一时间段，在同一违法代理人陈某的陪同下，所做的具有串供可能性的证据。根据《刑事诉讼法》59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上方质证并且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本案中鉴于这陈某、杨某、苗某的亲属关系、其所做的证言与本案的定罪量刑又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以及未出庭作证等情况，可以认定被害人陈某、两个被询问人杨某、苗某存在不真实的陈述，同时存在串供，在邯山区法院未通知陈某、杨某、苗某出庭接受公诉机关、被告人、法院以及辩护人的询问，就以两人的证言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予以佐证被害人陈某的陈述，显然违背了《刑事诉讼法》59条规定，人民法院就此认定张某构成故意伤害罪显然是存在纰漏的，违背常理与正常的逻辑思维的。

其二、从上诉人张某4次的供述，刘某、王某、高某、高某、高某的询问笔录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是张某将陈某的手指划伤。相反的，陈某的伤到底是双方在互相斗殴的过程中导致的，还是陈某在拿酒瓶打上诉人的过程当中，自己不小心划破的，这些在打架过程当中都可能出现，现在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伤情就是上诉人所致。所以法院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判定伤情并不是上诉人导致的才对。依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情形中规定：“据以定罪的证据之间不能排除合理怀疑的”，那么证据得出的结论就具有其他可能性的。①是可能因上诉人张某故意伤害行为，用破碎的啤酒瓶捅向受害人陈某所致。②是双方发生争斗过程中可能因受害人陈某拿着酒瓶砸向上诉人的头部，破碎的玻璃残渣将手部划伤所致。③是当杨某参与到打架的过程当中，在双方厮打过程后，受害人陈某的右手被杨某不小心划破的更严重，等等可能性。所以公诉机关所提供的证据当中，并没有将辩护人所列举的可能性排除，就不能认定证据所证明的事实具有唯一性，那么邯山区法院就应该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解释，判定伤情并不是上诉人导致的才对，判定上诉人无罪。

其三、辩护人认为，从检察机关的起诉书表面上看，有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法医学鉴定结论、伤情、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看似足以证明案件事实，可是实际上除被害人陈某，与被害人具有亲属关系的证人杨某、苗某的证言，说是上诉人张某拿着破碎的酒瓶将陈某的手指划破之外，其他的证人证言全部都是看到上诉人张某的头部、脸部流着血。而且辩护人更需要说明的是案发时间是2015年11月14日，派出所已经接到了报警电话，而公安机关在第一次询问被害人的时间确是2015年11月24日。从证人高某的询问笔录第二页第16行我们可以明确看到，当时公安到场，并且进行了处理。那么请问，当时的询问笔录在哪里，为何没有提交？案发时间与询问受害人陈某中间相隔10天，那么这10天当中，陈某的手上的伤到底是谁所伤，伤情是不是真的能够被鉴定为轻伤二级？据此，辩护人认为，公诉机关所认定的事实和证据，存在内容不客观，不真实，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关联，不能证明案件的事实，因此并不能推定上诉人张某构成故意伤害罪。

其四、检察院认定上诉人张某构成故意伤害罪的证据是：1.被告人张某的供述与辩解；2.被害人陈某陈述；3.证人证言，7个人的证人证言。即刘某、王某、高某、杨某、苗某；4.鉴定结论即陈某的伤情程度；5.伤情，上述证据所证明的问题是：上诉人张某将被害人陈某打伤，造成轻伤二级，依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纵观检察院提供的证据，证据1上诉人自始至终就没有供述将受害人打伤；证据2被害人的陈述与证据3证人证言杨某、苗某存在串供，虚假陈述的情形，并且没有经过庭审过程中公诉人、辩护人的询问，因此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证据3证人证言刘某、王某、高某的询问笔录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是张某将陈某的手指划伤；证据4鉴定结论，我们只能看到受害人的伤情为轻伤二级，并不能够证明受害人受伤经过以及被谁所伤；证据5伤情，只能证明受害人受伤，并不能证明是谁将其打伤。综上，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案件的证明责任，无罪推定，疑罪从无原则的精神和要求，司法机关承担刑事责任的证明责任，公安机关侦查终结，检察机关提起公诉，承担有罪的证明责任，如证明不了有罪，或有罪的证据不充分，有罪无罪，难以确定时，应做出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解释，按无罪的处理，分别做出撤案、不起诉或无罪判决。辩护人认为，现有定罪的证据不足以认定上诉人张某构成故意伤害罪，应作出无罪判决。

二、程序违反法律的规定。

其一、鉴定书的鉴定程序违法。

其二、在公安机关出具的派出所的受案回执上，关于陈某被伤害案，出现了陈某的签字，陈某某即陈某的母亲，陈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该对自己所做的行为承担责任，同时也应该由自己享有完全的权利，不应该由他人即陈某的母亲代为行使，所以公安机关在其回执上让其母亲签字，程序上存在重大的瑕疵。

其三、公安机关在询问未成年人时，程序存在违法之处。

《公安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三百一十二条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应当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场。无法通知、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法定代理人是共犯的，也可以通知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单位、居住地基层组织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到场，并将有关情况记录在案。到场的法定代理人可以代为行使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本法下列用语的含意第三款的规定是：“法定代理人”是指被代理人的父母、养父母、监护人和负有保护责任的机关、团体的代表。而本案当中，公安机关在2015年11月25日，询问1999年2月6日出生的未成年人杨某；2015年12月4日询问1999年4月13日出生的未成年人苗某，没有按照法律规定通知其法定代理人代为行使未成年人的权利，而是让一个不具有法定代理人身份的所谓的姨陈某在场，明显违反上述法律的规定，同时在受害人母亲陈某的教唆之下，陈某、杨某、苗某作伪证，进行虚假陈述。所以，在程序违法的情况下，以此认定上诉人构成故意伤害明显是错误的。

三、人民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判决被告人构成犯罪应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的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该达到如下标准：“（一）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二）每个证据和待证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三）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对所要证明的犯罪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合理怀疑。一审人民法院没有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法律规定来认定此案，属于对法律的错误适用。

综上，检察机关指控被告人张某犯有故意伤害罪，事实不清，证据存在严重瑕疵，程序存在违法之处。因此，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张殊凡不构成故意伤害罪，恳请法庭查清案件事实，依法改判对被告人做出无罪判决。
   以上辩护意见，请合议庭及审委会充分考虑并采纳。

                                                     辩护人：李盼

                                       河北十力律师事务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