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一起贩卖毒品案。这些人啊，一旦把贩毒当成了谋生手段，那就是提着脑袋过日子了。

　　李某贩毒案，一审被判处死刑，二审委托人是其母亲。他母亲给我说，儿子人不坏，心地善良，看到乞丐都会给好些钱，不是一块一块的给而是会给一百一千的，现在判了死刑，她哭着说，儿子如果真被枪毙了，她也不想活了。她说儿子在县城里开了个饭店，没有赚钱反而赔了一百多万，估计也是因此才走上了这个道。我心想，就他给乞丐钱的架势，开饭店那不是必赔吗？大手大脚，再加上不懂经营，或许赊账也是他赔钱的一部分呢。

　　看到他人的时候，感觉是一个聪明的小伙子，个头很高，尽管戴着手铐脚镣，人看着还是很干净的，他低着头，很沮丧。谈话中，他告诉我说，在看守所里，他把好几件名牌衬衣都给了别人，我说就你这大手大脚害了你吧。开始了解案情，他说他的确贩卖毒品了，但没有那么多，贩卖给本省一个人120克，他认可。但案发这一次，用烤箱从广州邮寄到本省一个县城的约两公斤冰毒，不是他干的。我说是不是你干的得看证据情况。他低着头说，死刑判决刚下来时他如五雷轰顶，现在每天戴着沉重的脚镣手铐，也好好的反省了，知道自己不应该干这伤天害理的事，也对不起母亲、孩子和妻子。他抬起头看着我说，他是犯罪了，但罪不至死，他想着出狱后好好重新做人，孝敬父母，抚养孩子，再吃苦受罪也不干任何违法犯罪的事情了。可没有想到却被判了极刑，说着眼泪就快出来了。

　　后来几次会见下来，渐渐熟悉了，他嘴甜会说话，说，姐，我知道您是一个认真负责的律师，我的命就指望您了。

　　这是一条鲜活的生命啊，看着他充满希翼的眼神，我顿时觉得亚历山大。

　　自从若干年前在一部美国电影里看过死刑执行的场面，我就认为应该取消死刑，都是人，执行者却要亲手将另一个同类的性命结束掉，即便这个人所做的事情罪大恶极，但法律应该是理智的，不应该报复性的惩罚。令人欣慰的是我国法律在进步，死刑也在逐步削减，2011年，我国就取消了13国外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比如金融凭证诈骗、走私文物、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等。

　　复制查阅了案卷以后，感觉快递邮寄这一起贩毒案，认定是其所为，证据的确不确凿。

　　一点点梳理证据，首先，涉案两公斤冰毒是以快递方式邮寄来的，但案卷中并没有我们常见的快递单，更没有邮寄人的任何信息。我注意到，办案人员也去快递公司调取了监控录像，但并没有李某去过的影像。其次，就是贩卖毒品案中最重要的证据之一——毒资，两公斤冰毒，就行情来说，少说也得20万吧。但卷中并没有巨额毒资的往来，接收毒品的人与李某从未谋面，现金交易也没有可能性。卷中有接收人转款1万元到李某账户的证据，但李某辩解说这1万元是他的一个朋友薛某让他代收还款，他就将账户短信发给了薛某提供的一个手机号码，这样，他的账户就进了1万元。他告诉我说薛某是个吸毒贩毒人员。

　　李某羁押差不多一年的时候，办案人员也曾找薛某核实，但此时薛某因吸毒致病已经去世。

　　法庭上，诸多的证据疑点，我一一说明，最后我说，生命于每个人只有一次，一旦被剥夺就是最终结果了，就不可能再恢复。贩毒的最高刑是死刑，这没错，但关于毒品犯罪的司法解释以及几次会议纪要都强调，判处死刑要证据确凿，要慎重。本案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李某邮寄涉案两公斤冰毒，但他认可之后查实的120克冰毒的贩卖，因此应该就此120克对其进行处罚。

　　庭后再见他，他还是忧心忡忡。

　　判决下来了，法庭采信了我的辩护意见，对其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再去见他时，身上的手铐脚镣卸掉了，满脸的笑。我问他还上诉吗？他说，姐啊，不上诉了，我服判，我真想给您磕头表示感谢。我说可不敢，他就双手作揖致谢。他说以后出来要好好报答我，我说不用报答我，咱们要共同感谢法官严格依法依证据断案。以后出狱了，能好好的做事，善待妻子，孝敬父母，把孩子抚养成一个有用之才就很好。

　　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妈妈，哭着再三对我表示感谢，给我邮寄了好多土特产。他去监狱开始服刑了。年前，他的家人去探监，回来给我打电话说他要我的通信地址，要给我写信，我把地址给了他家人，不过，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他的信，估计和疫情有关吧，疫情期间，监狱不能探监，我的地址也就无法到他手里了。

　　我写东西一般是一气呵成，但这篇却拖沓了好几天，一直犹豫着要不要写，担心被人诟病，不懂法律不懂律师职业的人，或许会不理解我为什么要给贩毒人员辩护。这个问题简单解释一下，法治社会，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法律的公平公正，犯罪嫌疑人也有权利得到公正处罚。设想一下，法庭上，一个失去自由的不懂法律的人，面对强大的国家公诉人的指控，如果没有专业的律师为他辩护，他就好比狂风暴雨中的一棵小草，是极其无助的，他的权利又如何保障？

　　危难之中，律师就是保护你私权的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