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部署在部分城市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点，其中包括，在食品、药品、疫苗、安全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领域，实行惩罚性赔偿制度。 对消费者来说，惩罚性赔偿制度并非新词。只不过以前，它更多悬于理论。惩罚性赔偿也不是第一次走进国常会，早在2016年2月和5月，国常会就两次明确将建立惩罚性赔偿制度，甚至提出了巨额赔偿，以强化惩罚性。当时，舆论普遍给予期待，希望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倒逼国产消费品质量的提升。 如今，惩罚性赔偿从食品、药品、疫苗、安全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领域破局，踏出了坚实的一步。一方面，说明这一制度的推行终于有了阶段性成果；另一方面，也说明惩罚性赔偿的拓展仍然步履蹒跚。 作为法律制度的惩罚性赔偿，在法治建设中，经历了从不被认可，到部分被认可，到凝聚越来越多共识的过程。从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双倍赔偿”，到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中的“三倍赔偿”，再到《食品安全法》第96条中的“10倍赔偿”，观念碰撞与利益博弈从未停歇。 总体来看，赔偿倍数在不断提升，惩罚性也随之不断凸显。 当然，“10倍赔偿”并非终点。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惩罚性赔偿才刚刚起步。最近沃尔玛就卷入了一起官司，还因天价赔偿上了中国社交媒体的热搜。因开除一名工作约16年的残疾员工，沃尔玛被法院判赔1.25亿美元。 在过往的中国司法实践中，消费者“天价索赔”常与“敲诈勒索”相关联。2006年，消费者黄静购买的笔记本电脑存在质量问题，提出要求华硕公司出资500万美金用于成立中国反消费欺诈基金会作为和解条件。多次谈判未果后，黄静将华硕公司诉至法院。但她随即因涉嫌敲诈勒索犯罪被刑拘，好在检方最终对黄静做出了存疑不起诉决定。 其实，不管消费者提出何种“天价索赔”，能决定赔多少的最终还是法院。如果以刑事方式打击寻求司法救济者，看似保护了企业，实则伤害了社会公平，并阻塞了消费者最重要的一条救济渠道。 当然，司法实践中，因“天价索赔”而承受牢狱之灾的消费者毕竟只是极少数。更多个案以“天价索赔”开始，以“象征性赔付”结束。维权成本之高，救济结果之乏，导致众多消费者在遇到产品质量问题时，宁愿选择自认倒霉、自我承受。 近年来，惩罚性赔偿制度走进行政、司法，多次出现在国常会，表面上看，是“惩罚性赔偿”压倒了“填平式赔偿”。从深层次看，这也表明，在社会发展上，是中国人民的物质生活不再贫困之后，有了对美好生活的全新追求和向往。 比如在食品领域，过去，消费者可能更多关注“有饭吃”；现在，消费者更希望“吃得好”“吃得安全”。消费环境的大变局，亟需法治环境跟进保障。消费者在产品质量上承受的损失，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间接损失，如精神伤害、时间成本等，直接“填平”难以弥补。 必须认识到，敢于和愿意提请维权的消费者本就不多，若只支持象征性的赔偿，那对问题企业来说，就成了实实在在的鼓励。 所以，只有不断提升企业的质量风险，产品质量才可能得到切实的提升。希望惩罚性赔偿制度不仅能够迅速在食品、药品、疫苗、安全等关系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领域得到推行，还能在更多领域得到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