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泽根律师团队律师
在强奸案件中，被害人不仅经历身体的伤害，也有可能遭受司法的二次伤害。这既源于案件本身，也与社会认知、司法程序的密切相关。
强奸案件，多发生在私密场景中，因此，除了嫌疑人的供述与被害人陈述外，法律更关注诸如能够证明：被害人向外传递求救信息的证人证言；被害人存在反抗、受迫等迹象的案发现场（如宾馆入口及过道）监控视频；曾发生性关系的阴道拭子检查、内裤精斑检验及相关DNA鉴定意见书；伤情鉴定及人体检查等证据。
受伤痕迹、精液遗留等证据，很有可能因案发后洗浴、报警迟延等因素导致间接证据灭失，而这很有可能决定了案件走向。现实也是，被害人常被质问“为何不反抗”“为何不立即报警”，甚至会因施暴过程中未激烈反抗而被视为“默许”（如《谎报》中莎拉因闭眼未能描述施暴者样貌）。
一些案件，缺乏证据，即使被害人陈述合理，案件仍难以立案，即使立案，也难以成立。如：汶检一部刑不诉[2021]Z319号案中，检察院认为：本案能够证实赵某某实施强奸的证据只有李某某一人陈述，其他言词证据均系传来证据，缺乏客观及直接证据相印证，不能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
况且，醉酒等模糊情境下，法律标准模糊，中外法律均陷入“半推半就”的认定难题。如瑞检公诉刑不诉[2021]Z47号案中，检察院认为，黄某某陈述其在被强奸前通过微信向同事发出了求救信息，但双方均把微信聊天记录删除了，而且黄某某明显可以向同包厢的人求救，该陈述不符合常理，另外根据在案证据显示，黄某某身上无任何伤痕、衣服无撕破情况，黄某某及KTV工作人员当场要求杨某某赔偿5万元以私了，故认定强行发生性关系的证据不足。
事实上，强奸本质非单纯的肢体暴力，权力压制（如施暴者通过威胁、心理操控实施侵害）也是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