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观点分析
那天下午,一位年轻女子抱着孩子走进我的办公室。孩子刚满周岁,在她怀里睡得很沉。
她是当事人A某的妻子,声音发颤:几天前,丈夫被警方以涉嫌诈骗罪刑事拘留,关进了看守所。她只知道有客户跟着丈夫做原油、外汇交易亏了钱,随后报了警;其余的,一概不知。
说实话,这几句话听完,我心里并不轻松。
这些年,披着“投资”“理财”外衣的骗局并不少见,虚拟盘、封闭对赌、“杀猪盘”轮番上演。一桩交易类案件一旦以诈骗罪立案,经营者往往要面对很重的刑罚。“客户亏了钱、人也被抓了”——单看这个开头,太像一起典型的投资诈骗。
但“像”,终究不等于“是”。
办案越久,我越确信一件事:越是看上去理所当然的案子,越要俯下身,回到事实里,一步一步走进去看。
这起案件,最终由某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A某取保候审,回到了妻女身边。
我想把这段办案经过和当时的思量如实记下来。它不是什么“翻案传奇”,只是一次把新型商业模式与传统罪名构成要件反复掂量、逐处比对的笨功夫。
一、先别急着定性,把这门“新生意”彻底搞懂
第一次会见A某,我没有急着问他“认不认罪”,而是请他把这门生意从头到尾讲一遍:客户从哪里来、用什么下单、钱进了谁的账户、公司又究竟靠什么挣钱。
先交代一个特殊背景。案件当时还在侦查阶段,依照法律,辩护律师此时并不能查阅案卷——侦查机关手里握有哪些证据、打算用怎样的事实和逻辑提请逮捕,我在审查批捕之前一概无从看到。我唯一的事实来源,是会见室里A某的当面陈述,和家属辗转送来的零星信息。
换句话说,接下来的每一步判断,都是在“看不到对方底牌”的情况下落子的。
几次会见下来,一张交易结构图,才在我脑子里慢慢清晰。
A某的公司做的是跨境金融经纪服务。客户下单用的,是全球金融市场通用的第三方交易终端;对接的,是一家在境外依法注册、受当地金融监管机构监管的经纪平台,能够直接连通国际原油、黄金与外汇市场。客户的每一笔指令,都经由平台直接送达国际市场,按实时行情成交,价格怎么波动、盈亏怎么结算,都与国际市场同步。
真正决定案件性质的,是三条“钱的线路”。我让A某一笔一笔,给我讲透。
第一条钱路:客户的本金,从头到尾都躺在客户本人的实名账户里
密码客户自己设,单子客户自己下,入金、出金也全由客户自行操作。A某和员工既不知道密码,也无权登录,更没有任何通道能把账户里的钱转走。
第二条钱路:公司不赚客户亏的钱,它赚的是平台返还的佣金
平台按客户真实成交的手数结算,每交易一手(对应一千美元上下的交易规模)返佣五十美元,案发前合计拿到五千美元。客户是赚是亏,佣金都照手数算,与盈亏方向毫无关系。
第三条钱路:客户亏掉的钱,去了国际市场
行情波动带来的盈亏,在市场交易中正常结算,没有一分钱因为客户亏损而落进A某的口袋。这个盈利结构,骨子里和国内券商按交易手数收取佣金是同一个逻辑——提供的是开户对接与行情咨询的服务,挣的是服务的钱。
卷宗封闭的侦查阶段,会见几乎是辩护律师唯一能够贴近事实的窗口。尤其面对这类新模式案件,辩护的第一步从来不是背诵法条,而是先老老实实把交易结构、资金流向、盈利模式一笔一笔画清楚。律师自己若是没弄懂钱是怎么流动的,站到办案人员面前,就只剩下情绪,没有说服力。
二、回到诈骗罪本身:一条闭合链,五个关键追问
模式弄明白之后,我把目光收回到罪名本身。商业模式再新、名词再花哨,判断它是不是诈骗,最终都要回到诈骗罪的法定构成要件上来——这是我给自己钉下的那根“锚”。
刑法上的诈骗,从来不是“对方有损失”就能成立。它要求一条严丝合缝的闭合因果链:
非法占有目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遭受损失
六个环节环环相扣,断一环,诈骗罪都立不住。而其中的“非法占有目的”,是整条链的总开关,也是诈骗与正常经营亏损、民事纠纷、行政违法之间最根本的那道分界。
我把这条闭合链拆开,提炼出五个决定本案命运的问题,逐一追问。
第一问:交易是真是假?
这是原油、黄金、外汇类案件定性的命门。这类案子被认定为诈骗,往往是因为行为人搭的是“虚拟盘”:行情是假的、成交是假的,客户其实在和平台对赌,钱压根没进市场。
而本案中,客户指令真实对接国际实时行情,既没有虚构标的,也没有篡改数据、人为控盘、封闭对赌。交易是真的,“骗”与“取财”的事实基础,就先塌了一块。
第二问:钱过没过A某的手?
诈骗要求行为人非法取得被害人的财物。可本案客户的本金,始终留在客户自己的实名账户里,A某碰不到、也转不走,客观上连“占有”的条件都不具备。
第三问:A某到底靠什么挣钱?
他的全部收入,是平台按真实手数支付的固定佣金,只随交易活跃度浮动,与客户盈亏完全脱钩。客户亏掉的一万美元在国际市场结算,A某分文未取。被害人的损失与行为人的获利之间,那条刑法上的因果线,就此断裂。
第四问:推广行为,算不算刑法意义上的“骗”?
诈骗罪里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指的是足以左右一个人是否掏钱的核心事实,而不是对收益的预测和宣传。
我把A某陈述的推广方式逐条捋过:没有虚构平台的监管资质、交易规则和资金监管方式,没有隐瞒“交易对接国际市场、盈亏由行情决定”这个核心真相,更没有向任何人许下“保本保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的承诺。
发布行情观点、展示过往盈利案例,本就是投资咨询行业的常规推广;纵使其中带着商业宣传天然的几分夸张,也只停留在民事评价的范畴,够不上刑事诈骗那道线。
第五问:客户当真是“被骗”才掏的钱?
几名实际交易的客户,都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高收益从来伴随高风险”,是踏进这个市场前就该有的常识。他们自主开户、自主决策、自行下单,账户和钱始终攥在自己手里,是凭着自己对行情的判断和逐利的意愿入场,而不是被某个谎言蒙住眼睛、基于错误认识把财产“交”给A某占有。
五问问完,那条闭合链几乎处处断裂,作为总开关的“非法占有目的”,更是自始就不存在。
有客户亏损,不等于有人实施诈骗;市场风险本身,不能被倒推成他人的犯罪故意。这也是我办这类案子最深的一层警惕——“结果归罪”最省事,也最危险。
三、退一步讲:即便存在合规瑕疵,也到不了诈骗
论证到这一步,我又替对方把棋往前多想了一步:跨境金融经纪在国内确需相应资质,未经批准就开展这类业务,会不会构成犯罪?会,但那是另一个性质的问题。
未经国内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跨境开展经纪业务,纵使存在合规瑕疵,它所侵害的法益,也是国家的金融市场管理秩序,评价上至多属于行政违法,乃至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的问题;而诈骗罪侵害的,是公民个人的财产所有权,要求行为人怀着非法占有的目的、用欺骗把别人的钱据为己有。
前者扰乱的是“秩序”,后者侵犯的是“财产”;前者挣的是有瑕疵的服务报酬,后者要的是对方的本金。二者之间隔着一道不可逾越的罪质鸿沟,绝不能因为“经营有违规”,就径直升格成处罚重得多的诈骗罪。
罪刑法定、疑罪从无,从来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
为了让办案机关对案件“体量”有个直观判断,我把会见中掌握的规模数据如实列明:
这些数字日后当然还要与在案证据逐一核对,但在审查批捕的当时,它们是我手里唯一能够勾勒案件轮廓的依据,必须摆到台面上——人数、金额都很有限,既没有酿成群体性事件,也没有造成重大财产损失。
四、人要不要继续关着:逮捕必要性之辩
构罪之辩,回答的是“罪与非罪”;但在审查逮捕这个特殊节点,还横着另一条同样要紧的战线——逮捕必要性。逮捕是剥夺人身自由最严厉的强制措施,法定门槛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且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社会危险性”。而我必须回答的问题是:A某,还有继续羁押的必要吗?
我从几个层面,一层层梳理。
证据层面,A某到案后始终如实供述,没有隐瞒、翻供、串供,涉案人员和主要证据已基本固定,变更强制措施,不存在毁证、串供、干扰证人的现实风险。
人身层面,他有固定住所和稳定的家庭、社会关系,没有逃跑、自杀、打击报复的任何苗头。
情理层面,我又想起那个在我办公室里熟睡的孩子——A某的女儿刚满周岁,尚在襁褓,正是最离不开父母的年纪;妻子没有稳定收入,独自拉扯孩子举步维艰。一旦A某被长期羁押,孩子便失去了主要抚养人。法律政策本就明确:对于未成年子女的唯一抚养人,不羁押又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优先考虑取保候审等非羁押措施。
悔罪层面,A某与家属明确表示,愿意全额退缴所得佣金、赔偿客户全部损失,并积极争取谅解。
社会层面,A某是公司的实际经营者,手下雇着多名员工,他人在押,公司已经停摆,员工随时可能失业——而这,恰是“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以及对民营经营者“能不捕的不捕”精神,要求审慎权衡的地方。
我始终认为,构罪之辩是“打底”,逮捕必要性之辩是“托底”,两条线必须同时、清清楚楚地递到决策者面前,少了哪一条,都不完整。
五、黄金三十七天:和时间赛跑
从刑拘到审查逮捕,有一段被刑辩人称作“黄金三十七天”的窗口。时间并不站在嫌疑人这边——一旦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往后再想扭转,难度会成倍往上翻。
刑拘之后,我第一时间备好取保候审申请书,递交给侦查机关,把交易真实性、资金流向、社会危险性这些理由逐一写透。但这一次申请,没有获得同意。
说心里话,这个结果并不完全出乎预料:一起已经以诈骗立案、又确有客户亏损的案子,侦查初期出于继续查证的惯性,往往倾向于先把人押着。家属那边几乎慌了神,我却很清醒——真正的关键节点,还在后头。
侦查机关最终要把案子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而审查批捕的期限,只有短短七天。这是侦查程序中一道来自外部的刚性制约,也是A某在被决定逮捕之前最关键的一次机会。
公安阶段取保被拒,并不意味着路走到了头,它只是提醒我:说理的对象要换,论证的重心也要换——对侦查机关,可以侧重“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面对检察机关,则必须回到逮捕的法定条件本身:现有证据,是否真的已经达到“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的程度。
01当事人被刑事拘留,律师第一时间介入会见
02向公安机关申请取保候审,未获同意
03公安机关提请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
04审查批捕7天内,提交不予批捕法律意见并当面沟通
05检察机关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
06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当事人回家
围绕这七天,我重新搭起不予批准逮捕法律意见书的骨架。正因为看不到报捕材料,我不知道对方会怎样论证这是一起诈骗,只能“反向构建”——先把“为什么不构成诈骗、为什么没有逮捕必要”的每一块砖,一块块砌扎实。交易结构图、资金流向、佣金规则、规模数据,一页页铺开:钱从哪来、到哪去,A某挣的是哪一份钱,客户的亏损又流向了哪里。
与文书同样要紧的,是当面沟通。我一再提醒自己:写这些材料,不是堆砌法条,而是帮手头案件堆积如山的办案人员,用最短的时间看懂这门生意究竟是怎么运转的。
所谓专业,很大程度上就是降低别人理解你的成本。
六、结果,以及结果之后的清醒
审查之后,某县人民检察院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据此,侦查机关将对A某的强制措施变更为取保候审,A某走出看守所,重新抱到了他一岁多的女儿。
从公安阶段取保被拒,到检察机关不批捕,中间只隔着审查批捕这短短一程;可对当事人一家而言,那无异于一道长长的陡坡。
作为辩护人,我当然为这个结果欣慰,但也必须在这里留住一份清醒,如实告诉读者:
不批准逮捕、取保候审,解决的是“现阶段有没有必要继续羁押”,是对逮捕必要性和证据状态的阶段性评价,并不等于对案件作出了无罪的终局结论。
目前,案件诉讼程序仍在依法推进,A某仍须严格遵守取保候审的各项规定、随传随到,退缴退赔和后续辩护也都还在路上。把一个阶段性成果包装成“无罪释放”,既是对当事人的误导,也是一名律师不该有的夸饰。
写在最后三点体会
回过头看,这起案子留给我三点体会,也想一并交给对这类案件感到困惑的人。
第一,新型投资模式案件,先做“模式还原”,再做法律评价。
交易终端、返佣、国际行情这些名词本身,既不是无罪的理由,也不是有罪的根据;真正要紧的,是把交易结构和资金流向一笔一笔还原出来,让事实自己开口说话。尤其在侦查阶段还看不到卷宗时,会见室里的“模式还原”,往往就是辩护最主要的战场。
第二,涉财产类犯罪,先盯住两个问题:钱有没有流进行为人的口袋,他有没有把别人的钱据为己有的目的。
资金流向与非法占有目的,往往是区分罪与非罪最快的一把尺子。
第三,警惕“亏损即诈骗”的思维定式。
投资天然伴随风险,市场波动造成的亏损,要先在民事、行政的框架里找到它的位置,不能因为有人亏了钱,就轻易动用刑罚这把最重的刀。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界限,值得辩护人耐着性子,一笔一笔,替当事人算清楚。
如遇类似法律问题,建议尽早咨询专业律师,把握“黄金37天”。
罗钟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