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案情概述
2016年4月,孔某某及其妻子黄某某与张某某签订了《普通商品住房转让协议》,约定张某某将位于成都市某区职工住房整体改造个人购买的面积为62.07平方米的普通商品房出卖给孔某某、黄某某,房屋的购房款403455元由孔某某、黄某某以张某某名义全款支付给某开发商公司,购房款支付凭证由孔某某、黄某某拥有保存。同时,孔某某、黄某某向张某某支付转让费60000元。
同日,双方办理了公证委托,张某某向孔某某出具了委托书,委托孔某某代为办理买房、接房及办理房屋权证的相关手续。双方在签订转让协议及办理委托公证的当日,孔某某以张某某名义向某开发商公司支付了购房预收款322764元。协议签订后,孔某某分别于当日、2016年5月、2017年12月向张某某给付现金30000元、10000元、10000元,共计给付转让费50000元。
2016年5月,张某某与某开发商公司签订了《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及补充协议,约定张某某向某开发商公司购买位于成都市某区的房屋,房屋价款为406835元。《四川省商品房买卖合同(预售)》签订当日,黄某某以张某某名义向某开发商公司公司支付了第二笔购房款80691元。
2017年4月,孔某某向某开发商公司支付了尾款3380元。后孔某某在开发商处接收了房屋并对房屋进行了装修。
2019年7月,因张某某未履行(2015)某法院民初字第390号农商行某支行诉张某某、廖某某金融借款纠纷一案生效民事判决确定的义务,农商行某支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作出(2019)川某执1085号之一执行裁定书,查封了备案在张某某名下的位于成都市某区的房屋。执行中,孔某某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法院于2019年8月作出(2019)川某执异71号执行裁定书,驳回了孔某某的异议。
孔某某遂聘请我们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不得执行上述房屋。
二、法院对孔某某提出执行异议的审查意见
法院经审查认为:孔某某与张某某签订合同,张某某将购买案涉房屋的购房资格作价60000元出售给孔某某。孔某某按照合同约定,以张某某的名义购买案涉房屋,将案涉房屋登记备案在张某某名下。本案案外人孔某某与被执行人张某某构成借名买房关系。对于孔某某与张某某借名买房的问题,虽然孔某某以张某某的名义向开发商支付了全部房款,并实际占有使用案涉房屋,但张某某购房资格转让的合法性,并无证据证明。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二条“人民法院可以查封、扣押、冻结被执行人占有的动产、登记在被执行人名下的不动产、特定动产及其他财产权;未登记的建筑物和土地使用权,依据土地使用权的审批文件和其他证据确定权属”之规定,案涉房产网签备案在张某某名下,本院查封案涉房产的执行行为并无不当。由于张某某与孔某某之间转让的是购房资格,并非案涉房屋,不构成房屋买卖关系,孔某某的异议请求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八条第一项的规定,故孔某某的异议请求不能成立。
三、法院对执行异议之诉的审理意见
法院经审理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孔某某对案涉的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孔某某与张某某签订的《普通商品住房转让协议》中的某厂职工住房整体改造个人购买普通商品房,其房屋所在地、楼栋号、单元号、楼层号、面积以及房屋价款等内容与张某某与开发商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的内容相吻合,可以合理推知《普通商品住房转让协议》中约定转让的房屋即是本案的案涉房屋。张某某与孔某某签订《普通商品住房转让协议》时,张某某尚未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也未支付任何对价,对案涉的房屋不享有任何权益,因此双方签订《普通商品住房转让协议》的实质并非是对房屋的转让。根据本院查明的事实,孔某某、黄某某与张某某签订房屋转让协议后,以张某某名义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预售合同,并实际由孔某某、黄某某向开发商支付全部购房款和接收、占有、使用房屋,双方签订《普通商品住房转让协议》的真实意思表示为孔某某、黄某某借用张某某的名义向某开发商公司购房。双方协议借名购买的房屋系某开发商公司开发并已取得预售许可的商品房,双方达成的借名协议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禁止性规定。综上,房屋的实际购买人和实际权利人为孔某某及黄某某,孔某某作为共同权利人之一,对案涉的房屋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至于张某某向孔某某出具公证委托书,仅是方便孔某某以张某某名义与开发商办理相关手续的手段而已,故对农商行某支行辩称孔某某与张某某之间系委托代理关系的意见,本院不予采纳。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三百一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1.不得执行位于成都市某区的房屋。
2.案件受理费16062元,由成都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某支行负担。
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提起上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