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A市B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甲系某融资担保公司实际控制人，被告人乙系银行信贷部副经理。2019年4月至2020年8月间，二人共谋，由甲组织12名“白户”提供虚假收入证明、虚构资金用途，向乙所在银行申请“精英贷”信用贷款共计人民币3 800万元；乙利用审批权限加速放款，事后按放款额3%收受甲给予的“返点”共计114万元。贷款下发后，甲扣除“保证金”“服务费”30%，将余款用于高风险投资并亏损殆尽，致银行损失3 200万元。起诉书认定甲、乙构成贷款诈骗罪共犯，且均系主犯。

【诉讼过程与辩护思路】

一、罪名之辩：贷款诈骗罪亦或违法发放贷款罪

1. 主观非法占有目的之缺失

贷款诈骗罪的核心构成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控方以“甲截留30%资金”“投资高风险标的”推定非法占有目的。但案卷显示：

（1）甲担保公司持续经营，其将截留资金统一归入“客户代偿准备金”科目，按月向银行提交代偿明细；

（2）投资虽发生亏损，但资金流水完整，未用于个人挥霍或隐匿；

（3）甲与乙的微信聊天记录多次提到“等股市回本一次性冲贷”“过桥后转抵押贷置换”，可见二人对最终归还具有心理预期。

综上，甲的行为更符合“借用资金—违规操作—意图归还”的链条，难以认定为贷款诈骗罪的推定情形。

2. 乙的身份与职务便利

乙虽收受财物，但其行为本质是滥用授信审批权，违反《商业银行法》贷前调查、贷后检查义务，符合违法发放贷款罪构成要件，应当严格区分于贷款诈骗罪。

二、共同犯罪结构之辩：是否成立“通谋型”共犯

控方以《刑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共同故意”笼统认定甲、乙为主犯。但证据表明：

1. 犯意提起人为乙：2019年3月乙为完成“普惠金融”放款指标，主动向甲提出“可批量做精英贷，额度宽松”；

2. 甲仅起协助作用：提供客户资料、担保函，未参与贷款审批核心环节；

3. 赃款分配失衡：甲公司净得“服务费”不足9%，乙个人获取3%“返点”，且乙对资金用途并无支配权。

据此，应适用《刑法》第二十七条，认定甲即使构罪，亦属从犯，依法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三、证据合法性之辩：审计报告与电子数据

1. 审计报告未按《司法鉴定程序通则》第二十四条进行“检材确认”，直接采用银行内部台账，未与原始凭证一一核对，存在“以账审账”缺陷；

2.微信聊天记录提取笔录无持有人、见证人签字，违反《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收集提取和审查判断电子数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应予排除。

【庭审交锋】

1. 关于“非法占有目的”的举证责任

公诉人认为，一旦贷款资金未按合同用途使用，即应推定非法占有目的。辩护人援引《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一批指导性案例》第47号“杨某某贷款诈骗案”要旨：对于资金用于生产经营但因市场风险导致不能归还的，不能简单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并提交甲公司2019、2020年度审计报告，显示其担保余额分别为4.2亿元、5.1亿元，具备代偿能力。

2. 关于共犯地位

辩护人出示乙亲笔签署的《业绩承诺函》，其中载明“确保全年放款量不低于4亿元”，佐证犯意由银行端发起。甲仅系“通道方”，处于被支配地位。

3. 关于证据排除

经辩护人申请，法院通知鉴定人、网安提取人员出庭。鉴定人当庭承认未对原始凭证抽样核验；网安人员无法解释缺少见证人签字的合理性。合议庭当庭裁定：审计报告中“资金去向”部分及微信聊天记录不作为定案依据。

【判决结果】

A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1）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甲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公诉机关指控贷款诈骗罪罪名不当；

（2）甲违反国家规定的贷款管理秩序，构成骗取贷款罪，且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

（3）乙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数罪并罚；

最终，甲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乙被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百万元。判决宣告后，检察机关未抗诉，被告人未上诉，现已生效。

【案例评析】

一、“非法占有目的”的精细化审查是贷款诈骗无罪辩护的核心。司法实践中，可将资金用途、还款意愿、经营状况、财务透明度作为“四维度”审查模型，避免客观归罪。

二、共同犯罪结构应坚持“犯意—行为—利益”三步法，防止以结果责任代替共犯责任。尤其在金融犯罪中，银行工作人员与外部人员互动复杂，更需区分“支配—利用—从属”关系。

三、证据合法性辩护是技术性无罪辩护的重要突破口。对电子数据、审计报告等“高阶证据”，应敢于质疑其取证程序，必要时通过申请鉴定人、提取人出庭，落实“举证责任在于控方”的刑事诉讼原则。

本案最终实现对当事人甲的无罪（重罪）辩护目标，既维护了法律正确实施，也保障了民营经济的合法融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