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某新能源共享充电桩公司“绿能快充”在 A 轮融资中，通过地方股权交易中心备案的“可转债+收益权”产品，向 187 名合格投资人募集 1.2 亿元。公司《认购协议》写明“资金专户监管、18 个月回购、年化收益 8%—10%”。后因政策调整，充电桩补贴退坡，公司现金流断裂，回购逾期。部分投资人报警，公安机关以“集资诈骗罪”刑事立案，指控创始人张某“虚构补贴缺口已补足、隐瞒资金实际用途”，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涉案金额 1.2 亿元，属“数额特别巨大”，法定刑十年以上。

一、涉罪构成：司法机关的指控逻辑  

1. 客体：国家金融管理秩序与 187 名投资人财产权。  

2. 客观方面：  

(1) 使用“收益权”形式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符合“非法集资”要件；  

(2) 起诉书指出张某在 PPT 中引用“补贴已到账 3 000 万”截图，经核查为 2022 年批次，非 2023 年实际到账，认定“虚构事实”；  

(3) 1.2 亿元中 4 200 万元转入关联公司“绿能科技”采购电池，无对应合同、发票，认定“隐匿资金去向”。  

3. 主体：单位犯罪或直接责任人员。  

4. 主观方面：推定“非法占有目的”——“虚构+隐匿+无法返还”三要素齐备，依《非法集资司法解释》第 7 条第 2 款，直接认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二、量刑档次  

数额 1.2 亿元＞ 5 000 万元，属“数额特别巨大”；若罪名成立，基准刑十五年，退赔只能降一格，仍面临十年以上实刑。

三、无罪辩护的拆解路径  

（一）“非法占有目的”之否定——层层递进  

1. 项目真实  

① 资产端：2019—2023 年共建成 1 862 根充电桩，均接入国家电网平台，后台数据可实时调阅；  

② 政策端：财政部 2023 年 3 月虽退坡，但省补 0.2 元/度仍执行，公司持续获取补贴流水 1 700 万元；  

③ 合同端：与地方城投签订 9 年期场地租赁合同，租金预付 2 800 万元，证明长期经营意图。  

2. 资金用途真实  

① 4 200 万元转入“绿能科技”并非空壳，系 2016 年设立的核心电池 pack 工厂，有环评、能评及 47 项专利；  

② 采购合同、入库单、质检报告齐全，电池序列号与充电桩运营平台匹配，可证实资金用于生产经营；  

③ 剩余 7 800 万元全部在监管专户，银行流水显示 6 100 万元直接支付 EPC 总包方，与工程量核验报告一致。  

3. 不能返还系市场风险  

① 退坡政策出台时间为 2023 年 5 月，系募集后突发事由，属“情势变更”；  

② 公司第一时间与投资人召开债权人会议，提出“债转股+回购延期”方案，75% 投资人已签署，具有持续还款意思与行动；  

③ 司法审计显示公司净资产 9 400 万元，未资不抵债，不符合“明知无偿债能力而大量举债”之推定情形。  

结论：不具备“非法占有目的”，不符合集资诈骗罪主观构成要件。

（二）“非法集资”之辩——对象与手段的合法边界  

1. 募集对象：地方股权交易中心出具《合格投资人认定函》，187 人平均资产 820 万元，符合《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合格投资者”标准，不属于“社会公众”。  

2. 募集方式：产品备案编号【2022-××可转债 003 号】，采用“非公开发行”路径，未通过公开广告、APP 弹窗、互联网社交平台拉新，仅在场外做定向路演，未突破“200 人”红线。  

3. 收益承诺：8%—10% 为“回购溢价”，并非“保本保息”，协议明确提示“政策风险、补贴波动风险”，已用黑体加粗，履行了风险告知义务。  

结论：不符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公开性、社会性要件，亦不构成非法集资行政违法。

（三）“虚构事实”之辩——商业吹嘘与诈骗界限  

1. PPT 引用 2022 年补贴到账截图，下方小字注明“历史批次”，虽存在表述不严谨，但结合现场录音，张某已口头说明“补贴正在申报”，投资人可预见政策不确定性；  

2. 该表述未达到“无中生有”程度，属于“夸大收益”，应受《广告法》《证券法》行政规制，而非刑事诈骗；  

3. 投资人多为本地商会成员，曾实地查看充电桩运行数据，投资决策并非基于单一 PPT，不存在“错误处分财产”的因果关系。

（四）程序与证据合法性之辩  

1. 司法审计报告由侦查机关单方委托，未听取公司及辩护人意见，违反《刑事诉讼法》第 146 条；  

2. 资金流水调取未出具《协助查询财产通知书》回执，部分电子数据未制作完整性校验值，不符合《电子数据取证规则》；  

3. 投资人询问笔录模板化，出现“粘贴复制”痕迹，真实性存疑，应申请排除非法证据。

四、合规整改与出罪方案  

1. 主动二次审计：委托司法部名录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资金用途专项审计》，证明 92% 募集款用于生产经营；  

2. 投资人听证：邀请已签延期协议的投资人出席庭前会议，提交《刑事谅解及还款计划确认书》，弱化“社会危害性”；  

3. 行政前置：向地方金融监管局申请“非法集资行政认定复议”，若复议撤销非法集资性质，可作为刑事出罪的关键证据；  

4. 刑民并行：推动法院受理破产重整，以司法程序保障剩余资产价值最大化，实现“债转股份+引进战投”，用市场化方式完成兑付，彻底消解“非法占有”推定。

五、结语  

集资诈骗罪的适用，必须严守“最后一道刑法”的谦抑性。对真实经营、资金用途清晰、不能兑付系市场风险的融资失败行为，应通过民事、行政、破产等多元手段化解，而非动辄启动刑罚。辩护人从“主观目的—资金去向—返还意愿—程序合法性”四维切入，既展示项目商业实质，又固定合规证据，才能洗清被误读的“诈骗”嫌疑，让刑法回归“惩罚真正骗子、保护诚实企业家”的本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