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具体背景见《中国最惨创业者:3年前我被投资人赶出公司,3年后公司没上市说让我赔3800万!》一文。
本案大致时间表如下:
2013.12.18投资人第一次以增资形式入股,约定了部分对赌条款
2014.01.17变更于任远为法定代表人,郭建为董事、总经理
2014.03.05投资人第二次受让股权,并进一步明确对赌条款中的股权回购事宜
2014.11.02经董事会决议,郭建被免去总经理职务
2015.08.31经股东会决议,郭建被免去董事职务
2015年郭建分二次将股权全部转让给于任远,投资人在股东会决议上书面同意
2017年对赌期限届满,投资人回购条件成就
若只考虑《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最高法《九民纪要》出台后,目标公司与投资人对赌的合同效力问题都已尘埃落定(明确为合同有效)的环境下,创始股东与投资人对赌的合同效力则更无疑义。则郭建败诉的答案是确定的。但创业公司的“股权回购型”对赌条款,必须同时考虑公司法的宗旨和规范,受到公司法的规制和调整,遍寻目前我国最新的《公司法》及其五个司法解释,均未发现有关对赌的具体条文,理论研究和立法工作的不足,也导致我国目前的对赌司法实践、具体办案主要依赖于《合同法》条文和法官的个人经验。
本紧密协作团队查询了近年来大量的涉及“股权回购型”对赌的裁判文书中的真实案例,发现从形式上看,合同条款合法有效,创始股东作为商事主体愿赌服输,似乎也符合商法高度意思自治、自担风险的契约精神;但从本质上分析,客观上确实存在“投资人旱涝保收,赌赢了享受上市红利,赌输了拿年化收益”的现象;而创始股东一旦输了,则不但初始积累起来的事业、品牌受到巨大冲击,投入创业项目的资金、时间也无法回收,甚至连个人其他财产、家庭财产都将受到牵连。合同法过于强调形式平等、意思自治,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实质平等、社会整体利益。
投资人增资入股的资金一般都用于目标公司的运营(经投资人同意的创始股东适当套现除外),投资人作为股东,与目标公司其他股东共担运营亏损是具备一定合理性的。我们认为对赌中合理的业绩补偿条款和估值调整条款可以接受,因为体现了全体股东在组织内部共同承担风险的精神;但上市失败后,涉嫌“明股实债”的“股权回购条款”让投资人全身而退,却让创业者陷入了极端的经济困境,其合理性值得再次深入剖析。
另外,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国目前仍然处于需要激励大量社会个体创新创业的时代,保护创业精神、保护企业家精神是未来长期一段时间内的主旋律。同时我国的投资人群体相对标准市场经济环境下的投资主体而言具有更多的国资背景或权力属性,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源,比一般创业者具备更强的抗风险能力。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平衡两者的权利义务,适当保护创业精神也是应该追求的重要价值之一。
回到郭建案,下面三个问题细节是值得裁判者去考虑的,而不仅仅是机械地适用合同法:
1、当初的创始股东郭建是如何出局的?是如何丧失控制、影响对赌结果的能力的?笔者查询到雷龙公司与郭建还曾于2016年发生过一起“杭州雷龙网络技术有限公司与郭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当时的雷龙公司实际控制人于任远认为曾经的总经理郭建存在违反竞业义务等行为,损害了雷龙公司的利益。郭建确因损害公司利益而出局,还是郭建被其他股东逼迫出局,对裁判结果的影响程度是不一样的。
2、创始股东对赌失败的结果,主要应归因于哪个因素?本案的对赌失败主要归结到未能成功上市,那么是郭建恶意离职导致了上市不能吗?投资人是可以利用一票否决权和限售权防止郭建套现走人的,投资人是主观上推动郭建离开公司还是无可奈何地看着郭建离开公司?那么是郭建离开后的运营团队经营不善?是客观行业大环境发生逆转?是国家产业政策进行了调整?虽然,这个因素的确认比较困难,但裁判者可以通过原被告双方的举证和对抗去适度追寻。
3、是否存在恶意促从回购条件的情形?若存在投资人或其他实际控制人恶意促从回购条件的达成,比如消极推动上市工作、掏空公司等,则裁判结果应该予以适当调整平衡。
上述问题我们目前思考得也不够深入,但问题的提出应该是具有价值的。曾经,就目标公司与投资人对赌问题,自最高法“海富投资案”再审判决开始,争吵了十几年,发现并不是简单的合同有效还是无效,最终吵出来一个相对平衡、相对公平的结果,并落实于《九民纪要》之中。(当年一方的重要理由也是合同有效、意思自治,不存在直接损害公司利益和债权人利益的问题,后来发现并非那么简单,需要综合考虑多方因素,平衡多方利益。)那么创始股东与投资人对赌的问题,也应该进行更深入的分析,不应该局限于合同是否有效这么一个很浅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