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17年第6期
一、基本案情：
2014年6月10日，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引发关注。当日，龚某某驾驶货车超速行驶至路口时，与无证驾驶摩托车的张某某发生碰撞，事故导致张某某当场死亡。
事发后，龚某某并未第一时间报警，而是在稍后打电话报警。但报警后，他选择弃车离开现场，还关闭了手机。不过，在当天晚上，龚某某主动投案。
在责任认定方面，交警部门认为龚某某承担主要责任，而“弃车离开现场”这一行为，被直接作为认定其承担主要责任的依据，张某某则负次要责任。
二、辩护难点：
（一）逃逸性质认定争议
对于这起案件，控辩双方有着不同的主张。公诉机关指控龚德田构成交通肇事罪，且认为其存在“逃逸”这一加重情节，建议对其量刑3至4年。辩护人则否认其有逃逸行为，表示其当时是暂时离开现场，并不存在逃逸行为，且事后主动投案，与典型逃逸存在差异。
（二）逃逸行为多次评价：
交警已将其“弃车离开”行为作为入罪要件，若法院再将此行为认定为“逃逸”加重情节（法定刑升格至3-7年），涉嫌违反“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三）检察院量刑问题
虽有自首、赔偿谅解等从宽情节，但若逃逸加重情节成立，可能抵消从宽效果，最终判不了缓刑。
三、辩护策略：
（一）核心法律逻辑
切断重复评价：强调“离开现场”行为在事故责任认定中已被作为入罪依据，根据刑法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及司法指引，不得再次作为“逃逸”加重情节重复评价。
（二）消解逃逸主观恶意
举证离开现场系因人身安全受威胁（现场易引发冲突），且事后主动投案，主观上无长期逃避追究的故意。
（三）放大从宽情节效力
突出强调自首及时性、全额赔偿获谅解等情节，主张其悔罪态度显著降低社会危害性。
（四）程序性质证
质疑责任认定书的逻辑：若排除“离开现场”因素，仅凭超速不足以认定主要责任，削弱控方指控的强度。
四、成功辩护：
虽认定离开现场构成“逃逸”，但是，帮助被告人撤销重复评价，交警部门将离开现场作为认定主要责任的依据，该行为已是入罪要件。原判再将其评价为“逃逸”加重情节，属于重复评价，适用法律错误。于是，否定“逃逸”加重情节，将法定刑档从3-7年降至基础档（3年以下）。并且保留了自首、赔偿谅解的从宽效果，实现罪责刑实质均衡。
最终量刑获得大幅减轻，因重复评价被排除，改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较一审3年缓刑4年，实刑减少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