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劳动午报

起因一场意外的事故
刘亚迪是一个90后小伙子，他于2014年6月从河南老家来到北京打工。

跟别人比起来，他因年轻又有汽车修理技能，所以，没觉得工作不好找。经老乡介绍，他很快在位于香山地区的北京某汽车维修公司找到一份工作。公司安排他专业维修汽车，并口头约定每月工资3500元。此后，公司没有与他签订劳动合同，也未为他缴纳社会保险。2014年7月28日，公司让他到西郊汽配城取汽车配件。

当他驾驶公司的维修车辆行至海淀区香山路316医院西侧时，由于车辆失控一头撞在路边电线杆上。刘亚迪当即失去知觉，过了半个多小时才苏醒过来。他忍痛给公司同事打电话，老板带着人赶到现场，将他送到316医院救治。因病情危急，他又先后转至309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整形外科医院救治。经过异物取出清创术，虽然其左额面耳部伤势较重，但没有生命危险了。

经过半个多月的治疗，刘亚迪的伤势渐渐好转。然而，让他寒心的是：公司拒绝承担工伤赔偿责任，且否认双方存在劳动关系。

维权经过先确认劳动关系
入职刚一个月就出这么大的事，刘亚迪心理压力很大。

“我没给公司干多少事，公司却支付一大笔医药费。我想养好伤后，好好报答公司！”刘亚迪说，没想到刚一出院，公司就不要他了。

万般无奈，他寻求法律援助。由于刘亚迪没有劳动合同，工伤认定机构要求他先确认劳动关系，然后再进行工伤认定。

刘亚迪进不了公司大门，所以，在2014年8月18日将公司诉至海淀区仲裁委，请求裁决确认其与公司自2014年6月21日起存在劳动关系。

不久，仲裁裁决确认双方之间存在劳动关系。公司不服裁决，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作出同样判决后，公司仍然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提起上诉。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公司申请撤回上诉。一中院裁定准予撤诉，双方按一审判决执行。

至此，刘亚迪的工伤索赔之路开始步入正常轨道。

维权经过难认定的工伤

有了法院终审判决，刘亚迪拿着生效的法律文书和相关材料，再次来到工伤认定机构申请工伤认定。该机构非常顺利地为他出具了《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并告知他：经审查，符合工伤认定受理的条件，现予以受理。

拿着这份受理决定书，刘亚迪认为认定工伤的事十拿九稳，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但过了两天，该工伤认定机构告知他：由于其没有出具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相关法律文书，缺少必要的证明材料，因此无法进行工伤认定。

“上次是没有劳动关系不能认定，这次是没有交警事故责任认定书不能认定，我的工伤到底该怎么认定？”刘亚迪不知往后的路该怎么走，只得再次申请法律援助。

律师陪同刘亚迪来到工伤认定机构，这里的工作人员说，刘亚迪的情况不能认定为工伤的理由有三：

一、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规定，刘亚迪发生交通事故，应当出具该事故的主要责任不是他本人的证明，而他不能提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对此事故的责任认定报告，故无法认定工伤。
二、既然刘亚迪发生的是交通事故，那么，他可以通过交强险获得赔偿，不必通过工伤认定。
三、刘亚迪提供的证据不足，不能认定为工伤。
“交通事故通常有双方当事人，而我开车撞的是电线杆，是单方交通事故，没有与别人发生争议，哪里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刘亚迪说，他确实是为公司办事负伤的，是真正的工伤，可工伤认定机构怎么就不认这个事实呢？

刘亚迪律师不认同工伤机构的观点，并认为其没有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

律师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5项规定，员工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或者发生事故下落不明的，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应予以认定为工伤。

本案中，公司安排刘亚迪外出工作，途中发生交通事故，恰恰是符合这种情形，而非工伤认定机构所强调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第6项情形，即刘亚迪不是上下班途中发生的交通事故。因此，无需提供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

此外，根据《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条规定，交强险的全称是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是指由保险公司对被保险机动车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造成本车人员、被保险人以外的受害人的人身伤亡、财产损失，在责任限额内予以赔偿的强制性责任保险。刘亚迪系本车人员，不属于交强险的赔付对象，无法通过交强险获得赔偿。

《工伤保险条例》第19条规定，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受理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审核需要可以对事故伤害进行调查核实，用人单位、职工、工会组织、医疗机构以及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协助。职工或者其近亲属认为是工伤，用人单位不认为是工伤的，由用人单位承担举证责任。本案中，刘亚迪受公司指派，在外出工作期间发生单方交通事故，因此提起工伤认定申请。虽然其没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但公司也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刘亚迪的情形不属于工伤。

因此，律师认为，如果工伤认定机构坚持不为刘亚迪认定工伤，那就是拒不履行上述法定职责，其将提起行政诉讼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经此交涉，2015年7月1日，刘亚迪被认定为工伤，并在当日领取了工伤证。接着，刘亚迪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确认申请。当年8月31日，其被认定为九级伤残。

眼看该支付赔偿金了，公司以不服此鉴定结论为由，向北京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再次鉴定。三个月后，得出了相同的鉴定结论。

处理结果工伤待遇拿到手了！
面对不容置疑的劳动能力鉴定结果，公司仍然拒付工伤待遇，刘亚迪再次向仲裁委提出申请，要求裁决公司向其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63000元、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38778元、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38778元。此外，还有其停工留薪期工资、停工留薪期满后的生活费、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劳动能力鉴定费等合计19.58万元。

仲裁委裁决该公司向刘亚迪支付上述费用14.45万元。公司不服该裁决，向法院起诉请求判决无需支付上述各项赔偿金。2016年9月20日，法院判决该公司向刘亚迪支付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及未签劳动合同期间二倍工资差额等合计16.33万元。

争议诉至二审，二审法院在审理期间，征询双方有无调解结案意愿。刘亚迪提出，其不愿再继续打官司，想早日拿到赔偿回老家养伤。在公司执意要压低赔偿数额的情况下，刘亚迪同意在一审判决基础上适当下调赔偿数额。最终，在法院主持下双方达成协议，由公司向其支付14万元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