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司法认定与适用标准
随着互联网深度融入社会生活,网络空间成为公众言论表达、信息传播与公共交往的重要公共场所,各类网络造谣传谣、跟风起哄、恶意造势扰乱网络秩序的行为频发,严重破坏网络生态与社会公共秩序。为回应网络治理的司法刚需,填补网络空间刑事规制空白,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办理诽谤案件司法解释》)。其中第五条第二款将传统寻衅滋事罪的规制范围从现实公共场所延伸至网络虚拟空间,正式确立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明确规定:行为人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他人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组织指使他人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该条款的出台,有效解决了早期网络虚假信息传播扰乱秩序行为缺乏刑事规制依据的司法困境,成为整治网络谣言、治理网络乱象、规范网络公共秩序的重要刑法依据。但受限于立法概括性特征,该司法解释并未对本罪核心要件虚假信息、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内涵外延、认定边界、排除情形作出细化规定,同时未明确“起哄闹事”的行为特征、主观要件,导致司法实践中认定标准不统一、裁量尺度差异较大,存在适用泛化、口袋化的争议,亟需结合司法裁判规则与法理逻辑细化认定标准、厘清适用边界。
一、本罪核心构成要件界定与司法内涵
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脱胎于传统公共场所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在保留“无事生非、起哄闹事、扰乱公共秩序”核心本质的基础上,适配网络行为的虚拟性、扩散性、传播快、影响广等特征,其构成要件具有专属的网络司法内涵。
(一)客观行为要件:编造、散布虚假信息+网络起哄闹事
本罪的客观行为包含双重核心要素,二者缺一不可。一是信息违法行为,即行为人实施编造网络虚假信息,或明知是虚假信息仍予以散布、转发、组织他人传播的行为;二是起哄闹事行为,该行为并非单纯的信息发布,而是带有煽动性、蛊惑性、挑衅性的造势行为,通过带动网民跟风评论、刷屏谩骂、恶意围观、舆论围攻等方式,制造网络舆情混乱,具备蔓延性、扩散性、滋扰性特征,区别于普通的信息转发、观点评论。单纯发布不实信息但未引发舆论造势、跟风起哄的,一般不认定为本罪。
(二)主观责任要件:故意与滋事动机
本罪主观上要求直接故意,且需具备寻衅滋事的主观目的,即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恶意制造舆论混乱等无事生非的动机,这是区分本罪与过失传播信息、合理质疑言论的关键边界。
司法实践中对主观明知的认定形成了统一裁判规则:一是专业主体审核义务标准,网络博主、自媒体运营者、新媒体从业者等具备信息审核能力的主体,未履行基本真实性核查义务,随意发布、转发存疑不实信息的,可推定主观明知;二是信息反常性判断,明显违背常识常理、官方通报、客观事实的极端信息,行为人未经核实直接传播造势的,可认定为故意;三是事后态度佐证,经平台提醒、他人指正、官方辟谣后,仍拒不删除、持续扩散、二次造势起哄的,直接认定主观恶意。
二、“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四类司法认定情形
“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是本罪的入罪结果要件,无实害结果则不构成犯罪。结合最高检、地方法院裁判指导案例及司法实践,当前我国司法机关认定网络虚假信息起哄闹事引发公共秩序严重混乱,主要分为四类核心情形,且裁判规则要求兼顾网络虚拟秩序与现实社会秩序双重维度,综合判断危害程度:
(一)直接引发现实社会秩序严重混乱
该情形是最直观、最典型的入罪情形,指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突破虚拟空间边界,传导至现实社会,引发实质性秩序紊乱。具体包括:引发群众恐慌、聚集围观、抢购物资等群体性乱象;扰乱企事业单位正常生产经营、政务办公、教育医疗秩序;引发地域歧视、群体对立、社会负面恐慌;导致基层治理工作无法正常开展等。只要虚假信息切实干扰社会正常运行、造成现实公共利益受损,即可直接认定达到入罪结果标准。
(二)以网络传播量化数据作为核心认定依据
网络空间的秩序混乱具有虚拟性、无形性,难以通过肉眼直接判定,因此司法实践普遍将虚假信息传播数据作为量化危害程度的客观标准。传播数据是信息影响力、辐射范围、危害深度的直观体现,能够精准反映虚假信息对网络公共秩序的破坏程度,是区分一般网络违法与刑事犯罪的核心标尺。
此类数据主要包括单条虚假信息的独立点击浏览量、评论跟帖量、点赞量、转发分享量,各项数据均以真实用户有效交互为统计依据,剔除机器刷量、重复点击、无效测试数据等虚假流量,保证认定结果客观公正。
(三)以负面舆论造势与起哄闹事状态作为认定依据
该情形适用于传播数据未完全达标,但舆论负面影响恶劣、起哄闹事特征显著的案件。司法裁判中常采用概括性认定标准:行为人发布、转发虚假信息后,引发网络大规模跟风转发、密集负面评论、恶意带节奏、集体谩骂围攻,形成负面舆论热潮,刻意制造网络对立、抹黑公共主体、误导公众认知,破坏清朗网络公共秩序,即可认定为“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该标准侧重行为的滋扰性与舆论破坏性,重点审查行为是否打破网络公共交流秩序、是否引发非理性舆论狂欢、是否误导社会公众认知。
(四)以信息发布、转发、点赞的行为频次作为认定依据
针对行为人多次批量发布、持续转发、反复点赞炒作同一或同类虚假信息,长期造势起哄的行为,司法机关可直接以行为条数、频次认定危害结果。即便单条信息传播数据较低,但行为人持续性、重复性散布虚假信息,持续扰乱网络生态、刻意制造舆论混乱,体现明显滋事恶意与屡教不改的主观恶性,累计达到一定行为数量的,可认定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该标准主要规制持续性、规模化的网络造谣传谣造势行为。
三、网络虚假信息传播量化入罪标准与适用规则
参照《办理诽谤案件司法解释》第二条第一项的量化标准,结合网络寻衅滋事案件裁判共识,司法机关确立了统一的虚假信息传播入罪量化门槛,该标准是目前司法适用中最常用、最明确的入罪依据。
(一)核心量化入罪标准
同一虚假信息,实际有效点击、浏览、评论次数累计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有效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即达到网络起哄闹事型寻衅滋事罪的入罪门槛,可认定为造成网络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其中,点击量是指网络用户在一定周期内对虚假信息的有效访问、浏览次数,反映信息的传播覆盖面;评论量即跟帖量,是用户主动参与讨论、互动反馈的次数,反映信息的舆论激活能力与社会影响力;转发量是用户二次传播、扩散分享的次数,反映信息的蔓延辐射能力,三者共同体现虚假信息对网络公共秩序的侵害程度。
(二)量化标准适用细则
累计合并认定规则:点击量、评论量、转发量均属于虚假信息被公众知悉、产生舆论影响的量化指标,功能价值具有同质性。司法实践认可数量合并计算规则,即同一虚假信息的有效点击、评论、转发数据相加累计达到5000次以上的,即可认定满足入罪量化标准,无需单一指标单独达标。
无效数据剔除规则:为避免客观归罪、保证司法公正,认定数据时必须剔除无效流量,包括平台机器人刷量、行为人自刷数据、重复IP反复点击、测试访问、私密浏览、删除后的无效交互数据等,仅以真实社会公众的有效交互数据作为裁判依据。
同一信息认定规则:针对行为人拆分改写、微调文案后多次发布的同源虚假信息,司法实践可认定为同一虚假信息,合并统计全部传播数据,防止行为人通过拆分信息规避刑事追责。
四、本罪的罪名边界与司法限缩适用规则
为规避寻衅滋事罪“口袋化”问题,结合刑法谦抑性原则与最新司法指导精神,办理此类案件需严格区分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严守刑事规制边界。
(一)罪与非罪的区分
普通网民合理质疑、主观善意的轻微不实言论、未起哄造势的单一信息转发,即便存在少量不实内容,因无滋事恶意、未造成秩序严重混乱,仅属于网络违法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行政处罚,不纳入刑事规制范围。无起哄闹事行为、无严重秩序混乱结果、无主观滋事动机的,一律出罪。
(二)此罪与彼罪的区分
本罪与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高度相近,二者核心区别在于行为方式与危害范围:后者仅规制单纯编造、传播虚假险情、疫情、灾情、警情的行为;而本罪核心特征是伴随起哄闹事、舆论造势、无事生非的滋扰行为,规制范围更广,涵盖各类扰乱网络公共秩序的虚假信息造势行为。同时,本罪区别于诽谤罪,后者针对特定自然人名誉侵权,本罪针对不特定网络公共秩序破坏。
(三)从轻出罪与审慎适用情形
对于传播范围有限、主要在私密社群传播、未引发负面舆论、行为人主动辟谣删除、未造成不良影响的案件,司法机关应当坚持审慎原则,优先适用行政惩戒,不作刑事追责,最大限度平衡网络言论自由与网络秩序规制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