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取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的必备要件吗？
——基于体系解释与比较法的再审视
在刑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否为必备构成要件，是一个长期存在争议的核心问题。围绕《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三款条文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与实务界形成了不同的解读路径。以下将对这一问题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分析，并结合比较法视角加以深化。
一、规范依据与争议焦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规定：
第一款：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第二款：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
第三款：因被勒索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没有获得不正当利益的，不是行贿。
争议的焦点在于：第二款所规定的“经济行贿”是否仍需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主观要件？
一种观点认为，第二款是法律拟制或特别规定，独立于第一款，不要求具备“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第二款仅为注意性规定，行贿罪的成立仍应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
二、观点争鸣与法理分析
（一）体系解释：三款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刑法条文的体系结构来看，第三百八十九条三款之间应为并列关系，而非包含或补充关系。
第一款确立了典型的行贿罪构成，强调“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适用于一般行贿行为。
第二款则针对“经济往来”中的行贿行为，重点在于“违反国家规定”给予财物、回扣或手续费，客观上已具备不法性，因此不必然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
第三款则是对被勒索情形下的出罪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未获不正当利益”的出罪条件。
若将第二款解释为仍需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则该款极易被第一款的构成要件所吸收，导致其独立规范意义丧失，不符合立法者设置独立条款的本意。
（二）立法目的与政策导向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行贿犯罪的立法呈现出扩大化、严厉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往来日益复杂的背景下，行贿行为的形式愈加隐蔽、手段愈加多样。
第二款的设立，正是为了应对这种非典型、隐蔽性强、形式合法但实质违法的行贿行为。其立法目的在于：
扩大打击范围：不仅打击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行贿的行为，也打击在经济往来中违反规定给予财物的行为；
降低证明难度：避免因“不正当利益”难以认定而导致放纵犯罪；
强化合规义务：在经济活动中设立更高的廉洁标准，促进行为规范化。
因此，第二款更侧重于客观行为的不法性，体现了立法对经济领域腐败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三）主观与客观的侧重点差异
第一款强调主观目的，要求行为人具有“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意图，适用于典型的权钱交易；
第二款则侧重于客观行为，只要行为人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财物，即可构成行贿罪，无需证明其主观上是否意图谋取不正当利益。
这种差异反映了立法对不同类型行贿行为的差异化规制策略：对一般行贿行为，强调主观恶性；对经济行贿行为，则更关注行为本身的违法性与危害性。
三、比较法视角的启示
（一）德国刑法：不以“不正当利益”为要件
《德国刑法典》第331条（接受利益）与第333条（给予利益）规定，公务员或其受托人对其职务行为索要、让允或收受利益的，即构成犯罪。其构成要件中并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而是以“职务行为”为连接点，强调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不受利益影响。
（二）日本刑法：侧重行为本身
日本刑法第198条（赠贿罪）并未规定主观目的要件，而是通过“申请、约定、提供”等客观行为来界定犯罪。其立法逻辑在于：只要行为人向公务员提供利益，且该利益与职务行为相关，即构成犯罪，无需证明行为人具有特定目的。
（三）比较法启示
德日刑法的规定表明，行贿罪的成立完全可以不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前提，而是通过对“职务行为”与“利益给予”之间的关联性进行规制。这为我国解释《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特定领域（如经济往来）中，立法者可以选择以客观行为为核心构建犯罪构成，降低入罪门槛，强化反腐败力度。
四、结论与深化认识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第二款不应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该款是对经济领域行贿行为的特别规制，具有独立的构成要件体系，侧重于客观行为的违法性。
2. 三款条文之间具有独立并列关系，不宜相互吸收或混同。第一款的“不正当利益”要求不适用于第二款。
3. 从立法趋势与比较法经验来看，行贿罪的构成要件正在从“主观目的中心主义”向“客观行为中心主义”转变，体现了反腐败立法的现代化与精细化。
4. 司法实践中应明确区分：对一般行贿行为，仍需证明“谋取不正当利益”；对经济往来中的行贿行为，则应重点审查是否“违反国家规定”给予财物，无需再行证明主观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