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发生了，无可挽回。
贵州遵义，离婚冷静期的第二天，一位父亲亲手结束了两个未成年子女的生命——10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这则新闻令人窒息，作为长期处理婚姻家事案件的律师，我也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
网络上，包括昨天晚上我接受采访的大象新闻的直播间，汹涌的民意几乎一边倒地呼吁“取消离婚冷静期”，人们的愤怒与悲痛需要找到一个出口，这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在这个情绪汹涌的时刻，我们更需要冷静思考：取消离婚冷静期，真能阻止一个可以因对妻子不满而杀害自己两个无辜孩子的人间恶魔兽性的爆发吗？
1. 人性之恶：在制度缝隙中流淌
据媒体报道，行凶者刘某杰在婚姻中长期游手好闲，沉迷赌博与网络游戏，甚至多次对妻子实施暴力威胁。案发前日，他已用绳索缚住妻子双手，在她面前摆放农药，扬言“同归于尽”。
这些细节表明，悲剧的种子早已埋下，与离婚冷静期本身关系不大。一个决心伤害他人包括自己孩子的暴力倾向者，在任何制度框架下都可能找到作案时机。没有冷静期，他可能会选择在离婚前、离婚过程中或离婚后实施暴力。
这不是为离婚冷静期制度辩护，而是指出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没有任何制度能够完全约束已经决意作恶的人。
2. 冷静期的价值与局限
离婚冷静期制度的设立初衷是善意的——为防止冲动离婚，给夫妻一个缓冲期，理性思考婚姻关系。这一设计基于一个合理的假设：部分离婚决定可能源于一时冲动，而非深思熟虑。民政部的数据也从离婚对数的明显减少上对该制度的效果给予了正面反馈。
然而，任何制度设计都存在其局限性，冷静期可能为处于危险关系中的一方增加风险，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但我们不能因极端个案而全盘否定一项制度的价值，就像不能因医疗事故而否定整个医疗体系一样。
如果非要归责于人性之外的因素，其实关键也不在于冷静期本身，而在于制度缺乏差异化设计。对于没有暴力冲突的夫妻，冷静期可能提供宝贵的反思时间；而对于存在家暴、威胁等情况的家庭，则可能需要豁免机制或特别保护措施。更进一步说，我们是否过于关注制度设计，而忽视了婚姻教育、心理健康服务、社会支持网络建设以及未成年子女在父母离婚期间的特殊保护？
例如，在家事案件处理中，是否可以引入更多专业人士（心理咨询师、社会工作者）的参与？是否可以建立更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这些“软性”措施可能比任何“刚性”制度都能更有效地预防悲剧发生。法律不应是冷冰冰的条文堆砌，而应是有温度的生活智慧。它既需要提供普遍性规范，也需要为特殊性留出空间。
3.结语：在悲剧中寻找建设性出路
两个年幼生命的逝去令人心痛，但简单地呼吁取消离婚冷静期可能是一种思考上的懒惰。如果我们真的希望避免类似悲剧重演，就需要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思考与讨论。
制度可以改进，人性却难以骤变。但良好的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性的黑暗面，激发其光明面。这或许正是我们需要努力的方向——不是简单地取消或保留某项制度，而是思考如何让制度更加人性化，如何让制度更好地服务于人，而非相反。
愿两个孩子安息，愿他们的死能够唤起我们对婚姻、家庭、制度与人性的更深层次思考，而不仅仅是一场情绪化的发泄。这是我们作为生者所能做的最有意义的悼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