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陆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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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债权数额确定是否是行使代位权的前提

发布者:赵陆一律师|时间:2018年07月31日|分类:债权债务 |1026人看过


案例 01:中行汕头分行与广发行韶关分行、第三人安然公司代位权纠纷[1]

安然公司(债务人)与广发行曲江支行签订《合作权转让协议》,广发行曲江支行将某土地开发权转让给安然公司,安然公司向广发行曲江支行(后广发行曲江支行被注销,其债权债务由广发行韶关分行承担)支付了1500万元购地款。因广发行曲江支行在签订该协议时,未取得转让土地的使用权,又有另案生效判决确认安然公司向中行汕头分行返还借款2764.4万元及利息,中行汕头分行(债权人)遂起诉请求确认《合作权转让协议》无效,判令广发行韶关分行(次债务人)向中行汕头分行支付1500万元本金及利息。

在上述公报案例中,最高法院支持了中行汕头分行的诉讼请求。然而,在本院认为部分,最高法院提出:

债权人提起代位权诉讼,应以主债权和次债权的成立为条件。而“债权成立”不仅指债权的内容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而且要求债权的数额亦应当确定。这种确定既可以表现为债务人、次债务人对债权的认可,也可经人民法院判决或仲裁机构的裁决加以确认。

上述公报案例指出债权数额确定是行使代位权的条件,并提出了“确定”的具体表现,但在提出债权数额应当确定时并没有区分主债权与次债权。

这个公报案例对下级法院的判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有些法院直接引用上述判决理由,认为次债权数额确定是行使代位权的前提,也有文章由此得出“行使代位权要求主债权和次债权的债权数额应当确定”的结论。

案例 02:姚浩鹏与康超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代位权纠纷[2]

浙江高院再审认为:姚浩鹏(债权人)主张依据姚拱坤(债务人)与康超公司(次债务人)签订的协议,康超公司应返还姚浩鹏预付款500万元,但该债权数额并未得到次债务人的认可,也未经人民法院判决或者仲裁机构裁决加以确认,且康超公司在原审中也提供了其与姚拱坤之间尚存在其他经济纠纷的证据,在此情形下,不宜在本案审理中直接认定次债权的成立。

本案一驳回了姚浩鹏的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再审驳回姚浩鹏的再审申请。

 

二

不要求次债权数额确定的典型案例

在下面的这个案例中,原告一审胜诉、二审败诉,申请再审被驳回。后原告申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指定山西高院再审。

案例 03:新竹公司与被申请人联通公司、第三人海达公司代位权纠纷[3]

海达公司(债务人)与联通公司(次债务人)签订了消防工程施工合同,约定海达公司为联通公司进行消防工程的施工,该工程已经竣工,并验收合格。联通公司与海达公司未就该工程进行结算。由于海达公司怠于行使其对联通公司的工程款债权,新竹公司(债权人)对海达公司享有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到期债权,故新竹公司作为代位权人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认为,新竹公司作为海达公司的代位权人,其依法享有海达公司在与联通公司工程合同纠纷中的相关诉讼权利。

二审法院则认为,本案中债务人与次债务人债权债务关系尚不明确,债权人行使代位权之诉的条件尚不成立,应待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确定之后,债权人才有权作为代位权人进行代位权诉讼。

山西高院再审认为,二审法院仅以本案债务人对次债务人的债权数额不确定为由否定新竹公司的代位权资格,与法律规定及代位权设立之目的不符。代位权诉讼的前提为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确定性,而非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债权债务关系的确定性,后者是代位权诉讼中理应解决的问题。山西高院再审支持了债权人新竹公司的诉讼请求。

案例 04:中国农业银行汇金支行诉张家港涤纶厂代位权纠纷[4]

江苏高院认为: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具体债务数额是否确定,并不影响债权人对代位权的行使。因为在诉讼中,作为次债务人的涤纶厂完全有权向债权人汇金农行行使抗辩,本案中工艺品公司也已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涉及工艺品公司与涤纶厂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的事实可以在本案中一并查清并加以确认,并不损害涤纶厂的利益。

 

三

对“次债权数额确定”应当如何理解

为了避免公报案例(案例 01)的概括性表述带来认知上的差异,有必要根据代位权的性质,理清“次债权数额确定”在代位权诉讼中的含义。

首先,次债权数额确定并非行使代位权的前提。

既然债权人是代位行使债务人的权利,那么本属于债务人的权利,债权人也同样可以行使。债务人本可以在次债权数额不确定的情形下通过诉讼向次债务人主张权利,那么,债权人在代位权诉讼中也不需要次债权数额确定。正是由于债务人消极不行使权利,债务人与次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开始往往是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次债务人一般不会主动认可次债权;而《合同法》司法解释(一)将行使代位权的条件“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解释为“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可见正是在缺少生效裁判确定次债权的情况下,债权人才行使代位权。因而,将次债权数额确定作为行使代位权的前提,是与代位权制度设计的初衷相违背的。

实际上,在案例 01 中,虽然最高法院提出了“债权数额应当确定”的模糊观点,但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在次债务人对返还1500万元购地款存在异议的情况下,确认《合作权转让协议》无效,支持了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最高法院提出的“债权数额应当确定”,本意是指主债权数额已经确定,而对于次债权,则是指次债权数额能够确定而非已经确定。

其次,代位权诉讼中应当查明次债权的数额。

债务人与次债务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次债权的数额多少,正是代位权之诉的实体审理事项。法院可以根据债权人、次债务人、债务人的诉辩主张,结合举证质证以及庭审情况综合查明次债权的数额。

例如案例 03 中,在联通公司与海达公司未就该工程进行结算,次债权数额处于不明确状态下,债权人新竹公司申请对涉案工程进行司法鉴定,法院委托鉴定机构对涉案工程进行了司法鉴定,法院认为由债权人申请对涉案工程价款进行鉴定,没有现行法律予以禁止,符合代位权的立法精神,并以鉴定的造价作为确定次债权数额的依据。如果通过庭审、举证质证仍然无法查明次债权的数额,则驳回债权人的诉讼请求。

再次,次债务人可以对债权人的代位权提出抗辩。

代位权诉讼涉及债权人、债务人、次债务人多方利益保护的问题,实践中,既要保障债权人及时实现债权,又要兼顾次债务人的权益。次债务人对债务人的抗辩,可以向债权人主张,如主张债务抵销,以减少次债权的数额,但次债务人应当对抗辩事由的成立承担举证责任。

 

附:本文相关法条

《合同法》

第七十三条 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的债权,但该债权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除外。

代位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限。债权人行使代位权的必要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

第十一条 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三条的规定提起代位权诉讼,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债权人对债务人的债权合法;

(二)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

(三)债务人的债权已到期;

(四)债务人的债权不是专属于债务人自身的债权。

第十三条 合同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的“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对债权人造成损害的”,是指债务人不履行其对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又不以诉讼方式或者仲裁方式向其债务人主张其享有的具有金钱给付内容的到期债权,致使债权人的到期债权未能实现。

赵陆一律师,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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