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本案情
红花岗区检察院以徐某犯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任某犯容留卖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徐某、任某对起诉书指控的罪名和事实均无异议。
法院经开庭审理查明：2011年6月11日，徐某雇佣陈某，诱使陈某在其开设的“徐记理发住宿店”卖淫。次日10时许，徐某介绍杨某在“徐记理发住宿店”内与陈某发生性关系，徐某非法获利20元。6月13日10时许，经徐某介绍，任某协助，贺某、胡某在“徐记理发住宿店”内与陈某发生性关系，徐某非法获利60元。
法院认为，徐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其行为构成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任某为谋取非法利益，协助他人容留他人卖淫，其行为构成容留卖淫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应当依法追究徐某、任某的刑事责任。徐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任某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鉴于徐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量刑时可对其从轻处罚。鉴于任某归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且自愿认罪，又系初犯、从犯，对其适用缓刑没有再犯罪危险，且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故对其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据此，法院依照《刑法》第359条第一款、第二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以被告人徐某犯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二千元；被告人任某犯容留卖淫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一千元。
一审宣判后，检察机关提起抗诉。理由是：徐某、任某的行为，依照《两高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七项第一项、第九项第二项之规定，符合《刑法》第359条第一款中㈠情节严重”的规定。原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量刑畸轻。
法院经审理认为，陈某与其男友离家出走后，在徐某开设的旅社住宿期间，徐某引诱陈某从事卖淫活动，并联系、介绍嫖客共三人与陈某嫖宿，其行为构成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任某参与并协助容留卖淫活动，构成容留卖淫罪。在案证据显示，徐某负责联系嫖宿人员，与嫖宿人员商谈嫖资，从陈某处收取提成，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任某在容留卖淫时提供协助，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系从犯。原审法院鉴于徐某、任某到案后均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认罪、悔罪态度较好，对二人均从轻处罚；且任某系从犯，原审法院综合考虑其犯罪性质、情节，对其适用缓刑并无不当。关于抗诉机关的抗诉理由，经查，原审被告人容留卖淫的时间只持续了二日，系初犯，也不存在其他恶劣情节，在认定“情节严重”时，不能把人数、次数作为唯一的认定标准，应当综合考虑作案手段、犯罪后果和社会影响等因素。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量刑适当，审判程序合法，遂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二、裁判理由
（一）本案被告人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情节严重” ，
刑法第359条第一款规定：“引诱、容留、介绍他人卖淫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对于刑法本条中“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目前尚无法律或者司法解释予以明确。但从刑法罪刑体系构建原理分析，此类犯罪中的“情节严重”，主要针对的是娱乐会所、洗浴中心等公共场所中大规模、有组织的卖淫行为，立法原意旨在重点打击那些长期性、职业性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等严重破坏社会风尚的犯罪行为。
本案中，徐某并非以容留卖淫为业，容留的对象仅陈某一人，容留卖淫行为共持续两日三次，也不存在容留幼女卖淫、容留明知患有严重性病的人卖淫等恶劣情节。另经社区调查，徐某在所在社区从事理发业多年，此前并无不良治安记录，又系残疾人（单目失明）。徐某诱使陈某卖淫虽有牟利目的，但与以容留卖淫为生活主要来源的行为明显不同。因此，基于罪刑体系构建原理和立法原意分析，徐某的行为不应认定属于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中“情节严重”的情形。
（撰稿：贵州省遵义市中级人民法院 万亿
审编：最高人民法院刑四庭 陆建红）
邓太峰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