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时俱进的夫妻财产规则革新

（一）夫妻债务认定规则

《民法典》第1064条实际确立了三条夫妻债务认定规则。第1款前半段规定的夫妻共债共签，体现了意思自治的法理。第1款后半段规定，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是日常家事代理权法理的延伸。第2款规定，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超出日常家庭生活需要，且债权人能够证明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经营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总体上看，该规则可以视为原“用途论”规则的延伸，是通过债务用途的结果性质，部分扩大了债务人的自己责任范围，以平衡债权人对夫妻内部关系的获悉障碍，适当保障债权人的信赖利益。

（二）婚内夫妻财产分割规则

《婚姻法解释三》第4条根据司法实践经验，规定了两种夫妻一方可以在婚内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情形，其一是“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其二是“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就前者情形，夫妻的共同财产利益基础已经丧失，一方迫切需要隔离财产以保障自身合法权益；就后者情形，反映的则是家庭核心化后，夫妻对于各自负担的养老义务可能存在利益不一致，赋予法定的财产分割请求权是维护家庭伦理的必然要求。《民法典》第1066条将上述规则予以吸收，从而弥补了既存的法律漏洞。当然，上述两种情形是否完全涵盖了现实中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的需求，似有疑问。

（三）日常家事代理权规则

《民法典》第1060条对《婚姻法解释一》第17条中已有的日常家事代理规则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明确规定一方实施的日常家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同时规定“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相对人”。由此，夫妻一方从事日常家事行为，将具有默示代理另一方的效果，且可以产生表见代理的效果。

（四）家务劳动补偿规则

尽管《婚姻法》第40条规定了家务劳动补偿条款，但该条设置了夫妻事先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的前提，而实践中这种情况极为少见。《民法典》第1088条没有规定家务劳动补偿的适用前提，而是规定了夫妻一方只要“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即可向对方请求补偿。

（五）夫妻财产类型的扩充

《民法典》第1062条对夫妻财产的类型进行了扩充，增加了“其他劳务报酬”和“投资收益”的规定。这一修订，让立法更贴近社会现实，防止出现夫妻财产法调整范围的解释困境。

四、完善以人为本的婚姻退出机制

（一）婚姻无效和可撤销规则

第一，将疾病婚姻由无效婚姻调整为可撤销婚姻。此种调整具有如下立法效果：首先，重大疾病患者具有了享受法律认可的夫妻关系的可能；其次，疾病婚姻相对方的个人意志获得了尊重；再次，国家干预的手段与防治疾病婚姻危害的目的更加符合了比例原则；最后，从无效婚姻的刚性干预到可撤销婚姻的柔性干预，立法达成了婚姻退出机制的“疏堵平衡”。

第二，增加了重大疾病婚前告知义务。在解释上，该规则还应作如下理解：其一，疾病婚姻的撤销，以疾病发生在婚前为前提，婚后发生的疾病不属于婚姻可撤销事由。其二，当事人履行或不履行告知义务，相对方均享有撤销权，只不过撤销权期间的起算点不同：若履行告知义务，则一年期间立即起算；若不履行告知义务，一年期间自相对方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起算。

第三，调整了胁迫婚姻撤销期间的起算点至“胁迫行为终止之日”。

第四，增加了婚姻无效或撤销的损害赔偿。

（二）离婚登记冷静期规则

《民法典》第1077条规定，婚姻双方向登记机关提交离婚申请后，并不直接发生离婚效力，而是需30日后再次亲自到登记机关申请，方能实现离婚。离婚登记冷静期的正当性在于，通过国家公权力的适当干预，为当事人在离婚决策中实现实质理性层面的利益最大化，提供相应的条件。一个月的冷静期间，也并未过分限制当事人的离婚意愿，具有手段和目的间的合比例性。

（三）二次离婚诉讼规则

《民法典》第1079条第5款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该款明确以“分居一年”作为二次诉讼中夫妻感情破裂的标准，疏通了此类婚姻的退出渠道，也避免了诉讼程序的冗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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