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是这样的：

一个伪造公证书的经济纠纷。丈夫拿用妻子出具的公证委托房屋抵押书进行贷款。借款时夫妻还是结婚状态，诉讼时对方就称已经离异。在近一年开了四次庭后，因为每次开庭债务人律师，夫妻共同委托一位律师，只说妻子没签过字，法官查证后提出这份公证书是假的，被告方律师十分高兴，手舞足蹈，此时，我（债权人方面律师）陷入思考，居然为了近100万就敢伪造公证书，对方律师在被法院戳破公证书系伪造后，对方是不是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和当事人聊了下关于“假公证书”的事情，有以下感触：

1、 公证文书不一定为真，第一次提供公证书为真，不代表第二次公证书为真。债权人曾看到债务人用另一份老婆的公证委托抵押书去贷款成功后就相信公证书的真实性，对于第二次真实性没有进行细致的核实；

正常情况下，理性人不会选择伪造委托公证书，仅仅增加一个还款人的方式借款，但社会上总会有一些自以为是的二杆子，会这样做。所以，如果你多算一步，对方却少算一步，类似石头剪刀布，结果如何还两说。你以为对方正常思维模式，不会犯二，但是人家就是来犯二，对于对方犯二，二杆子才会作出的行为，你会怎样的处理呢？

2、 公证书的真伪是由法院给查出来的，而不是对方给爆出来的。

起初第一反应，对方律师很嘚瑟，手舞足蹈，居然再说，你看我早就说过，公证书没签过。我前面就和法庭提过，我当时就觉得这案子有问题，可能涉及刑事，还和当事人特别约定涉及刑事，另外收费。

如果涉及到刑事，那么先刑事后民事，对方为了拖延时间，是不是弃车保帅呢？

不对，我们查封了对方夫妻各一套房屋（分两个案子，所以才会两套房屋查封），所以，对方把妻子摘出来，妻子那套查封消了，是不是至少可以保一套呢？

后来再一想不对，伪造公证书，还涉嫌诈骗，如果按照诈骗，对方找律师了，应该知道上海诈骗罪标准很低的，因为时间很早，这几十万基本上就是十年以上。而十年，对方即便年收入只有十万的话，也够还一百万（正常二十万左右，即便十年也两百万了），在牢里肯定没有半毛钱收入的，而且人过得特别不舒服。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1997年4月24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对上海市认定诈骗罪具体数额标准作如下规定：个人诈骗公私财物在4000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个人诈骗公私财物在5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几十万肯定属于“数额巨大”，十年以上那一档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很多人情愿话大价钱，比如几十万来换取外面的自由生活，这被告这么做究竟是想做什么呢？

根据一般经验，对方应该想办法把钱给填上，把经济问题给处理了，先与防治自己的牢狱之灾，其他事情延后再说。我的当事人也说，的确，他应该也是如此考虑的，但是对于对方律师法庭上的表现十分的不解，总觉得很有可能有大招在后面。

我把考虑到的利弊，时间，牢狱可能，可能的解决方案、后果和当事人交换了意见后，当事人也觉得，对方律师可能只是为了在庭上表现自己的能耐，以及后续律师费才云云。另外，我在庭审当庭表示会先把钱要到后在处理刑事部分，后来和法官联系蹊跷的伪造公证书一事，法官也没说对方要与我们和解，我们两周也没收到对方消息，说是要和解，等等。

对于后续，自认为对其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快联系我们，然后在法院移送公安之前和我们结束掉案件，如果我们撤诉，法院能够不移送公安（虽然不移送可能性很低，但是公安立案时，会轻非常多，毕竟退赃之类的已经完成了，社会危害性小很多），那么，即变还款也比再处理一个刑事案件有利很多，而且成本低很多。

最终结论，感觉对方可能就是二杆子，丈夫伪造妻子公证委托抵押房屋文件去贷款（当时还是夫妻），妻子是否知情未知，现在生意失败离婚后，对于丈夫的行为，妻子让律师说的是“不是我签的”，也就是不会亲手把丈夫送进去，但是应该也不愿意承担这笔债务。

感触：对于很多想法及结果的预计都是基于对方是一个理性人，但是别人非用一种二杆子的想法处理，虽然对方受害必然更大，比如这事对方可能百倍伤害，但是吧你也会因为这样的人损失不小。做事的话，不仅考虑理性的因素，更需要考虑人的因素，人是最大的变量，尤其是二杆子这种不大的可能性。这类事情的发生，情商给智商上了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