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政府的规训，市场很容易跑成脱缰的野马，焦躁，失序，引发踩踏，尸横遍野。
浙江新闻客户端观察员 余列平
8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发布。
在这个最新的司法解释中，最高法对于民间借贷的年利率，划出了相当明确的“两线三区”：即24%以下的，该给多少给多少，没得商量；超过36%的，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两者之间的，法院不掺和，双方自行协商，尊重既定事实。这一规定将于今年9月1日起施行。
说得通俗点，法院最近给“高利贷”划了一条很明确的警戒线——36%。这个数你要是还想往上走，对不起，就算是借贷双方你情我愿，法律也不认。
那么，最高法为何如此谨慎，要给民间借贷安上这么一个容不得讨价还价的“天花板”呢？
咱还是先来看一下以前是怎么操作的。在此之前，1991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一直是这方面的法律指导文件。
按照这套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利率在银行贷款基准利率4倍以上的，不受法律保护。也就是说，别人欠你的钱不还，耍赖，在这个标准之下的，法院可以帮你要回来；超过这个标准的，法院也是爱莫能助了。
银行贷款基准利率是多少？我去找了一张表，近20年的利率都在这儿了。
今年，经过接二连三的降息降准之后，最新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已经降到了4.85%，是近20年来的最低值。如果按这个数的4倍算，也就是19.4%。远低于新认定的36%。相当于法院的容忍度变高了，给民间借贷的弹性空间比以前更大了。
这当然也得益于利率市场化的加速推行。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国家金融市场化的必经之路。按照规划，中国预计在2017年前完成利率市场化。
一旦利率市场化之后，指令性的基准利率存不存在都不好说了，还拿基准贷款利率的4倍来作为借贷利率保护的上限，显然也就不合时宜了。所以说，司法改革要与金融改革相配套。步子要协调，所谓的全面深化改革，想来也需要像这样各个领域的深入配合。
关于这个4倍基准利率，浙江在制定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首部专门规范民间金融的法规——《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时，还出过一个小插曲。
该条例在正式通过时，取消了草案中48%的利率上限。草案中规定，借款期限在1个月以上，且超过48%的利率上限，将按照高利贷予以行政处罚。但最终在征求了中央有关部委的意见之后，取消了上限，改成了比较含糊的说法：“民间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协商确定，但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
做出这一改动的原因，正是因为当时的司法规定还是民间借贷利率不得超过基准利率4倍，生怕这个48%的上限可能会与4倍利率原则相冲突。
可见，当年的浙江立法部门，已经开始有意识地给民间借贷的利率划警戒线了，只是囿于下位法服从上位法，地方法服从国家法的原则，才没有迈出这一步。现如今，由最高法出面，划了这条线，也算是帮浙江圆了一个梦。
当然，浙江版的48%定得比国家版的36%要高，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浙江是全国民资最活跃的地方，尤其在温州等地，民间借贷市场十分庞大，众多小微企业对此需求旺盛。
最疯狂的时候，曾出现过60%的年利率，就是借你100万，一年后还我160万，简直了，真是吓死宝宝了。
要知道，资本是嗜血的。利率炒得这么高，实体经济所创造的利润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么高。拆东墙补西墙，最后墙不塌才怪呢！所以，如果不把高利贷控制住，对于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微企业而言，还想着雪中送炭？灭顶之灾都有可能。
在由民间借贷所引发的民间债务危机方面，浙江可谓吃尽了苦头。当年轰动一时的“吴英案”，更是将阴影下的民间借贷推上了风口浪尖。
于是，浙江痛定思痛，下决心推动民间借贷的阳光化、规范化。这才有了全国首部金融地方性法规。有了民间借贷从无序走向有序，从“义气”走向理性，从熟人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的良好局面。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一个重要论断：很多人只记住了前半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却忽视了后半句——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市场本身具有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这时候，就需要政府出手。给民间借贷划警戒线，就是这个理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