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案件看起来似乎很简单，双方签署了离婚协议，补充签订了子女抚养探望权协议（一下简称“补充协议”）。因为约定的抚养费标准，在C地以及H地都属于高额的标准，应当是超过孩子的实际需要，W的收入几乎是固定的，而我们起诉需要到W所在地C地起诉，承办法官会不会相应降低后续抚养费的支付标准。是面临的最大的考验。

我的目标是，W将所有拖欠的抚养费按照约定的标准全部给付，此后的抚养费按照约定的标准继续支付。

我给F讲解了整个诉讼流程，并充分分析了案件的风险，F表示信任我并全权交给我来处理。

接受F的委托后，我第一时间起草好了诉状、财产保全申请书，并准备好其他的证据材料，通过网上立案系统向C地法院起诉。很快，C地法院立案庭法官与我联系，我随后向C地法院保全中心申请财产保全，因为涉及到抚养费给付，不需要提供担保，保全的过程有点艰辛，毕竟不能实地面对面沟通督促，我几乎每天打电话催促，以至于保全法官对我变得不耐烦，好在开庭前顺利保全了W数个银行账户。

确定W收到诉状副本以及开庭传票后，我和W电话沟通了一次，试图能够尽量协商处理，W的态度很顽固，并强调自己已经再婚了，而且孩子马上要出生了，父母身体不好，拿不出来钱支付抚养费，又说看不到孩子，F把孩子藏起来等等。两轮沟通后，调解无望，但我了解到W大概的庭审应对方向。我们做好前往C地开庭的准备。

开庭前一天下午，我和F一起前往法院提交最后整理好的证据材料（包含录音十一份，这些录音已在头几天发送给W），每份录音文件在哪个时间点的内容，我都清楚地标明，便于法官具体查证。承办法官明确告知，约定的抚养费标准过高，C地H地生活水平来看，抚养费应该不需要这么高的标准，意在引导我们降低抚养费标准，双方调解结案。当事人F和我沟通后，明确告知法官，如果能够按照补充协议的约定调解，她能够接受，否则不能接受。

第二天开庭，W和代理律师，以及W的父亲和新岳父一起到法庭，当庭提供了厚厚的一份证据，我从前往后翻看，W的证明目的就是要降低抚养费标准。W的应对措施，我提前已经有了准备。庭审非常激烈，持续了三个多小时。

法庭归纳了两个争议焦点：1、是否应当降低抚养费的标准？2签署补充协议后的次日，被告支付的21000元是支付之前的抚养费还是之后的抚养费？

我方观点：1、离婚后，原、被告对婚生子仍然有法定抚养义务，不直接抚养婚生子的被告应当支付抚养费。原、被告自愿达成并签署的《子女抚养探视权协议书》，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被告应当按照约定履行抚养费给付义务。2、原、被告签署补充协议，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达，应当充分充分尊重和认可，没有法定情形，不得降低被告负担抚养费的比例。被告主张降低抚养费标准没有法律依据。3、被告签署补充协议后次日，被告支付的21000元是支付之前拖欠的抚养费，而并非是提前支付之后的抚养费。（详细的意见因篇幅问题不便于上传，如需详细了解案件始末，可直接与李玉律师沟通，微信号：13485670061）

对方观点：1、双方在离婚时为争夺孩子抚养权，均不要抚养费。后原告到被告单位吵闹，且不让被告看孩子，双方多次沟通后在2019年1月签订子女抚养探望权协议，协议重点是把抚养权和探望权对等规定，且原告已经把2019年1月份之后的抚养费支付了3万元，应当予以扣除；。2、被告已再婚，现任妻子即将生产，被告要抚养两个孩子，应当降低抚养费。3、被告父母年老多病，去年已住院五次，二老养老金低，需要靠W被告赡养。4、被告单位改制，基本工资只有6000元/月，被告每月还要偿还银行按揭贷款，负担特别沉重个，要求降低抚养费未1200元/月。

庭后，就W主张的工资降低问题，我第一时间向承办法官提交了调查取证申请，申请向W所在单位调查W每年的全部收入状况，法官也很负责，第一时间去调取了被告的全年收入具体明细。

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第四十九条第四款规定“有特殊情况的，可以适当提高或者减低上述比例”，即有特殊情况，可以调整抚养费负担比例。根据人民法院编写的《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司法解释（一）理解与适用》第452页对父母负担能力发生变化的情形中的“特殊情况”的说明，“父母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适当降低负担比例：（1）收入明显减少；（2）长期患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确实无力按原定数额给付子女抚养费的；（3）因违法犯罪被监禁，失去经济能力无力给付的。

被告尽管在庭审中举证各种困难，但不存在前述任何一种情形，其主张降低抚养费标准没有任何事实与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