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厦门一对“80后”夫妻想通过人工受孕生二孩，并要求“一定要男孩”，结果大跌眼镜，还为此闹上了法庭。

近日，厦门市湖里区法院开庭审理了这起涉及生育服务合同的典型案例。

夫妻俩想要个男孩

服务机构承诺“没问题”

陈女士（化名）和丈夫已经有了一个女儿，打算再生一个孩子。2019年2月，陈女士看到邻居林某在微信上发布信息，称某公司可胚胎移植帮助实现“好孕”。还称该公司有“顶级试管婴儿专家”，能够提供“定制化的养卵调理”和“个性化的医疗方案”。

于是，陈女士联系了林某，表示“我想生个儿子”，林某回复称“想要女孩男孩都是心想事成的”。

刚开始，陈女士还担心胚胎移植的费用太高付不起。林某说：“第三代试管（婴儿）的费用是这样子的，医院的费用一个周期下来差不多8万多元，我们这边的服务费就收你3.5万元就好了。”

双方沟通中，陈女士多次强调：“一定要保男孩的，就这一点，很关键。”林某回复：“嗯，你和你爱人一定要配合好我们的专业指导，男孩这点放心，只要配合好，完全没问题！”

2019年6月，陈女士与林某介绍的安×公司签订了服务协议，根据协议前往境外就诊，除了支付服务费3.5万元，她还花费了交通费、医疗费等9万多元。

同年8月，安×公司总经理、股东唐某给陈女士发消息：“你要的都异常，正常的都不是你要的。”

2020年6月，唐某又询问“胚胎是否放弃冷冻”，陈女士回复“不要了”。

“生男”承诺未能兑现

事主起诉要求退费赔钱

2020年7月21日，陈女士向林某发送消息称：“一开始你跟我们说男孩没问题，结果做出来没有成功，你承诺了却没有做到，让我们花了十几万元，我咨询了律师，现在要找你把我们付出的费用都要回来。”

因双方产生分歧，陈女士将安×公司、林某、唐某一并起诉至湖里区法院，要求退还3.5万元服务费、赔偿9万余元相关费用。

她认为，安×公司和林某的虚假承诺、恶意串通行为给她造成了经济损失和身心伤害。安×公司系有限责任公司，唐某为公司自然人独资股东，应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安×公司辩称，该公司从未作出“可选择性别”之类的承诺，陈女士在有正常胚胎可移植的情况下主动放弃，要求退款和赔偿没有法律依据。

安×公司还说，我国相关法律法规禁止非医学需要选择胎儿性别，而陈女士的情况属于“非医学需要选择胎儿性别”，严重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且违反我国基本生育政策和法律禁止性规定，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不应受到法律保护。因此，依法应当驳回陈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

林某则答辩说，自己与唐某是朋友，仅是帮忙宣传，不是安×公司员工。林某还说，自己并非合同相对人，对陈女士不承担任何合同义务，并无法定共同退还或赔偿义务。

一审判决协议无效

违背公序良俗都得担责

湖里区法院审理认为，服务协议上的当事人为陈女士和安×公司，但是陈女士与林某的微信聊天记录能够证明安×公司授权林某安排相关事宜，且林某发布信息时留的是自己的手机号码，应认定林某为安×公司的代理人。

另外，根据聊天记录，不论是林某还是唐某，对陈女士生育男孩的目的都是清楚的。尽管没有写入协议，但也应视为双方协议的一部分。这一做法极易导致人为遗弃、毁损已形成的人类胚胎，违反社会善良风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所以，双方签订的服务协议无效。

法院还认为：

合同无效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因此所受到的损失；双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安×公司应退还服务费，针对陈女士另外支出的9万余元花费，双方各担50%的责任。

林某也应当明确知晓合同目的的违法性，作为代理人应承担连带责任。唐某作为公司唯一股东，无法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也须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湖里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要求安×公司、林某连带返还服务费3.5万元并赔偿经济损失45641元。唐某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一审判决后，安×公司不服，又提起上诉。近日，经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调解，各方当事人最终达成协议——安×公司向陈女士支付7万元，陈女士放弃其他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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